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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23 PE成金融中心之争第二役标的物 京津沪渝暗战不休在鼠年春节前的最后一周,北京市五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 根据该意见,在北京注册的私募股权基金(PE)或管理公司除了能享受到等同于金融企业的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之外,还将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得到北京市的大力支持。 该 《意见》成为北京与天津、上海、重庆争夺金融中心的最新的利器。美国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基金业务负责人张莹认为,北京市对于PE行业的扶持政策是很具有系统性的政策方案,对PE有很大的吸引力。 暗战京津沪渝 实际上,北京市早在2008年4月发布的 《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就曾提出,要研究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在京发展的改革措施。 此后,津沪渝三家城市也纷纷发布各自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优惠措施。 2008年8月,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对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注册资质、工商登记、税收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其中,浦东新区的税收和奖励政策尤为吸引人:对落户浦东的股权投资企业除了在进入程序等方面给予优惠之外,对在浦东新区登记注册的企业按照注册资本金的比例给予300万-1500万的开办费。而对企业高管,以返还个税部分40%的方式进行奖励,对企业中层则返还个税部分20%。对于投资高新企业的还将享受高新企业相关优惠政策。 紧随其后,重庆市政府于2008年10月发布了《关于鼓励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设立股权类企业、加大对股权投资类企业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提出了办公用房补助、营业税减免返还、个人所得税返还等。 天津滨海新区在收到国家发改委《关于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股权投资基金有关改革问题的复函》之后,也于2008年11月联合天津市发改委、金融办等六部门发布了《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企业)登记备案管理试行办法》,对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登记、备案及投资运作做出了规定。并经与国家税收总局沟通,在实践中明确了相关税收政策。 而此次1月19日北京市金融办、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以及工商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对PE行业的支持政策。 根据《意见》,经国务院或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并在本市注册登记的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企业;以及在本市注册登记,其所发起设立的股权基金在本市注册登记,且累计实收资本在5亿元以上,投资领域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的企业,参照金融企业享受 《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实施细则》的政策支持。 张莹告诉记者,根据国外的经验,PE基于当地的扶持政策会有一部分投资优先考虑投入当地的产业项目上。因此,长期看,PE集中在某一地区,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这也是四大城市集中竞相推出PE政策的原因之一。 税收优惠 记者了解到,对于PE企业而言,《意见》最大的优惠政策在于税收。 《意见》规定,注册在北京的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不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采取“先分后税”方式,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的合伙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代扣代缴。其中通过法人单位分得的个人所得,由该单位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意见》规定,合伙制股权基金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而合伙制股权基金从被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性收益,属于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税后收益,该收益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直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其企业所得税按有关政策执行。 对于合伙制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以无形资产和不动产投资入股的参与利润分配和股权转让行为不征收营业税。 一位接近北京市金融办的人士告诉记者,除了税收优惠之外,PE在北京市更大的优惠在于政府奖励。对于公司制管理企业,自其获利年度起,由所在区县政府前两年按其所缴企业所得税区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后三年减半奖励。而且,市政府给予股权基金或管理企业有关人员的奖励,依法免征个人所得税。 业内人士称,这与其他三个城市的PE政策相比有了更多的优惠条件。 以上海为例,去年下半年,上海颁布了《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该《通知》规定,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征收5%-35%个人所得税。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所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所得税法中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打通产业链 一位PE人士指出,除了税收优惠之外,北京市《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在想办法帮助PE企业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 从投资者方面,根据该《意见》,支持企业年金、地方社保基金按照有关规定投资在本市注册设立的股权基金。国有参股的非上市企业,可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合伙制股权基金或合伙制管理企业。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本市依法合规投资或设立股权基金和直接投资公司。 “这就为PE基金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来源。”该PE人士称。 而从PE融资环节,鼓励商业银行在本市开展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和并购贷款业务,支持其依法合规以信托方式投资于股权基金。 在PE投资和退出环节,北京市明确表示支持在京注册的股权基金免费分享政府上市后备企业数据库信息。本市优秀上市后备企业有限推荐给在京注册的股权基金。对股权基金投资的本市企业,优先列入本市上市后备企业培育计划,支持其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并支持股权基金及其所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张莹告诉记者,中国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时期。单一依赖国有银行进行间接融资已经不能满足国内产业升级和整合的需要。发展直接投资行业将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国内产业投资政策法规都尚未完备。 例如,地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一方面需要组合配置包括PE等不同类型投资品,以分散风险并提高收益率。而另一方面,出于风险考虑,国家对于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控制得非常严格。 张莹指出,对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国内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而言,行业自律显得尤为重要,PE协会可以在配合国家有限监管、保持行业活力、保障投资人利润、提升行业公信力、培养优质的本土基金管理公司等方面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转载自:CHINAVENTURE 也算是带动投资,促进行业发展把。 按照老狼的说发,只要不是企业的钱乱投就行。呵呵。热钱现在还是两头紧的,比较鼓励投资来拉动GDP。 January 22 郎咸平:奥巴马对中国意味什么?我们如何从演讲中去认识奥巴马?他的上台是否能够挽救美国经济?他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在奥巴马的执政纲要中他强调的是改变,而他发表的《更完美的联邦》演讲和林肯的就职宣言是一样的伟大! 共和党与民主党执政背后的玄机 转载自:草根网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他的表现,从个人魅力上来说,我还是很欣赏他的那篇演讲的 January 21 不确定性的论证作者Hugh Courtney认为,尽管处于最高水平的不确定性也不能阻止企业对于所处困境进行理性的分析,但金融危机仍显示出人们所用工具以及思维的局限性。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前一天,Hugh Courtney出版了其著作《慧眼预测:不确定世界里的战略策划》(有人译为“独具慧眼:20/20预测法则”20/20 Foresight: Crafting Strategy in an Uncertain World)。这位麦肯锡公司的前副董事兼经济学家回忆说,在随后几个星期的采访中,他常常会被问及:“这是否会改变一切?这些东西是否还有效?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不确定了。”Courtney说:“在那个时候,坦率的回答是:唯一改变的是我们对始终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感知。对目前全球商业和金融形势,我也还是同样回答。”
Courtney对企管战略文献的贡献之一是一个包括四级的思维框架,这个四级框架帮助管理人员确定战略决策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水平。第一级:未来的前景明确单一;第二级:未来可能出现有限的一组结果,其中之一将会发生;第三级:未来可能出现定向的多种结果;第四级:未来可能出现不计其数的无定向结果。马里兰大学Robert H. Smith商学院负责高管课程的副院长兼战略执行教授Courtney在最近接受《麦肯锡季刊》专访谈时讨论了这一思想的现实应用。 《麦肯锡季刊》(以下简称《季刊》):您将目前的商业不确定性定为第几级? Hugh Courtney:金融危机迫使我们承认,在目前的形势中存在着更多的第三级和第四级情况,比我们几个月前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因此,这实际上使我们对未来的看法更加明确。其实,高级别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但是,人们却更愿意朝好的方面去想,认为问题大多存在于第一级和第二级。特别是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金融市场是如何地相互依赖,而这个网络中任何重要节点如果出现系统性故障,将会迅速蔓延至整个系统,造成流动性停滞。因此,我们现在面对的全球资本可用性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也许,金融危机并未给世界和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带来那么大的改变,但我们对风险的感知却大大改变了。这意味着现在确实有机会对我们的决策方式,以及我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规划方式进行重新思考。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各个行业中大多数的重要决策,我们已处于不确定性的高端水平——处于第三级和第四级。 《季刊》:对于管理者的实际工作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Hugh Courtney:从定义上来讲,第四级的情况是你无法真正界定结果的范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家只能猜测结果。我敢肯定,在过去的数月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那种感觉。因此,问题是你是否非得冒险?战略决策的制定是否就是如此?我认为,根本不是这样,但第四级不确定性确实需要不同的思维心态。 从第一级到第三级,我们的假定是,你可以做一些自下而上的分析,可以确定推动价值的因素,进行一些市场研究并搜集一些竞争对手的相关情报。所有这一切也许不能让你准确地预测未来,但是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界定未来的结果。而从定义上看,这在第四级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说,第四级的情况是不可知的,是真正模糊不清的世界。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在第四级的情况下,你在制定决策时就不能进行精确的思考。这种战略要取得成功,就需要你进行逆向思维,从制定潜在的战略反推到你关于未来的看法。生物技术可能是比较经典的实例,在初期阶段,对生物技术的投资总是面临第四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所投资开发的治疗方法的最终商业可行性是未知的。 《季刊》:结果如何? Hugh Courtney:你可能会问:“为这种特定的治疗方法投资,建立一个实验室,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答案将是:“天知道。”老实说,任何分析都无法让你确定投资回报率(ROI)。但是,假设你告诉我:“我们正在考虑投资建立一个实验室研究一种疗法。该实验室的造价为1,000万美元。我们是否应该投资?”我的回答当然是:“我不知道。”但我也可以从1,000万美元的投资去反推,按照下面的思路回答你:“假如你希望从这笔投资中获得15%的回报。我可以设想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条件的情景——找到可行疗法的概率有多大,将该疗法推向市场需要多长时间,医生对这种疗法的采用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对这种疗法的接受率,能定什么样的价位,这种价位能维持多久,能获得多长时间的专利保护。”我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我可以为你提供多种情景,每种情景都能够给你带来15%的回报。 该方法奏效的原因是,尽管我不能做任何自下而上的分析,但我可以进行类比。我可以研究药物开发的整个历史,至少可以将这些情景放到过去出现过的各种结果中去思考。然后,我可以告诉你,比如:“现在我们知道,该项目必须推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药物,你才能获得投资1,000万美元的目标回报。我说不好,该项目的结果能否如愿以偿,鉴于目前估计的把握性,你愿意赌一把吗?”或者,我也可以告诉你:“嗨,只要达到中等药物研发流程的成功水平就行了。” 换句话讲,你可以采用非常结构化的方式来考虑第四级的问题。这只需要把你的思维心态从根据价值驱动因素进行自下而上的分析,转变为根据以往我们所知道的类似情况来进行思考。你不必冒险。 《季刊》:假设我是一家金融服务企业的战略师。我该如何思考目前的不确定性? Hugh Courtney:目前,我们确实处在非常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它为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根本的战略问题是,金融服务业是否能继续保有从前的经营范围和规模的效益,未来是否还会存在庞大的纯粹的投资银行业。 格拉斯-斯蒂格尔的法案1改革的实施清楚地告诉我们,范围和规模的效益极大地依赖于监管结构,也就是说,依赖于你在自己的范围和规模内获准做什么。比如,法规会影响到在多大范围和规模上可以让你优先获取低成本资本、你能够借贷的资本额,以及在对冲风险时你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最健康的金融服务企业目前也面临着艰难的战略抉择:他们有机会在扩大范围和规模上做大动作,但回报多大却严重地取决于未来将出台但目前尚悬而未决的监管决定。 《季刊》:这代表着哪一个级别的不确定性? Hugh Courtney:我认为,大多数大金融机构的领导人都了解监管法规方面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而且他们与华盛顿方面的人士也保持着密切接触,以了解最终结果的形成。从可能性上说,不确定性应该是第二级。确实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选择,但用来监管任何市场环境的、定义明确的方法通常数量有限。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政治流程往往排除极端选择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可选择的范围实际上会更窄。因此,目前存在着多种可以界定的因素,而且有多种情景可供分析和量化。决策者所面临的难题是,即使你可以定义某些情景,但它们给决策造成的影响却大相径庭。此外,上述示例还展示了为什么当你在不确定时期做出抉择时,采用此类规范的思维方法会有极大的帮助。 《季刊》:面对眼下的形势,你对首席战略官们有何忠告? Hugh Courtney:我将从这些问题入手:“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你在战略规划方面都做些什么?”“你认为你的做法奏效吗?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如我所言,目前变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大多数首席战略官会回答:“我们有非常标准的战略规划流程。我们曾进行过一些行业分析和市场研究,并且对我们所面临的机会做过某种长期折现现金流的计算分析。战略规划颇受财务因素驱动,我们认为,这很奏效。”尽管如此,你最终很可能发现,他们把许多第三级和第四级的问题当成第一级和第二级的问题来处理,而且采用的工具也是错误的。 因此,我将从情景规划技术入手。尽管情景规划已经问世了数十年了,但在战略制定和规划中,对它的使用还很少。我还将与首席战略官探讨如何更好地运用类比的方法。类比方法的基本思想并不是说你要用与过去完全相同的事情,但是,你却可以借鉴类似的空间、地域或基本业务模型。现在,有许多人都在问目前与以前的哪些情况类似,是“大萧条”还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也非常了解他们为什么对这些事件如此关注,这是在难以用其他级别来解释问题时使用第四级的思路的典型例子。 最后,现在正是到了该重新思考规划流程的时候了。你是否仍然一年一次地制定战略规划并只将其作为纸上谈兵?这可需要改变了。在未来的数月中,你需要针对可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推动盈利业绩增长的基本机会做出快速决策,你需要为实时做出这些决策做好准备。这需要连续不断地关注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报,并且大大提高最高层团队就当前局势进行对话的频率,如果需要,应该每天沟通。由于面临的紧迫局势,高管们可能已经在进行更为密切的接触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掌握原始资料,并拥有能够系统化地制定战略决策的组织结构。这些日常沟通应该不仅仅限于处理当日面临的危机,而且要关注更加基本的战略问题,因为今天所做的决策很可能抓住或失去影响未来数月或数年的机遇。 《季刊》:您在著作中讨论了塑造者和适应者模型。在目前这样的时期,战略制定者应该如何考虑塑造和适应的问题? Hugh Courtney:这取决于你对于这次经济低迷的准备程度或你的幸运程度。没有哪一个参与者能够单独塑造正在推动全球资本市场的基本不确定性。全球相互依存的企业都在决策。没有任何参与者——即使是沃伦•巴菲特——可以说:“告诉你,我对这些事情感觉非常棒,”并完全改变趋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人都不得不适应这种宏观不确定性。 在涉及基本战略决策时,对于许多处于最不确定环境中的企业,他们所做事情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却很小——这看似矛盾但却合乎情理。他们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使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他们事实上不得不卑躬屈膝,根本没有能考虑对战略做出根本性改变的活动余地。 另一方面,极少数幸运者拥有非常健康的资产负债表,目前无需依靠融资,而且手中的不良资产也不多。他们对于塑造机遇真正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能塑造宏观环境,也必须适应环境。不过,他们可以通过大胆的并购、从事其他企业在资金上无法负担的研发和进入新市场,来从根本上重塑其行业格局。他们可以采取大胆的行动,通过从根本上改变竞争态势或产品定位,来重塑其市场和行业在未来多年内的发展方向。他们的确拥有成为成功的塑造者的活动余地和机会。 《季刊》:谁是这些极少数幸运儿? Hugh Courtney:他们应该是业务模式能够产生大量现金而且负债不高的企业。一般而言,包括许多高科技和服务型企业,这些企业扩大规模是依靠人员而非投资过亿的工厂。与此类似,有些能源、公用事业和电信行业的企业依靠已完全折旧的资产产生大量运营现金。因此,幸运的企业属于拥有能够真正产生现金的业务的行业,即使这些企业不能完全避免盈利和增长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是任何企业在近期难以避免的。 《季刊》:你的这一看法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企业。 Hugh Courtney:是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新兴市场的塑造机遇甚至更大。幸运的企业是那些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而且不是马上就需要可靠、成本低廉的融资的企业,因为对于融资的依赖会影响目前的许多创业努力,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市场,更是如此。某些较大的企业——比如印度的塔塔公司——在自己国家的市场上可能拥有巨大的塑造机遇,因为许多全球性企业都正在紧缩开支,经营活动也有所收缩。这些趋势对于全球的经济体都具有影响,而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适用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能够赢得可奠定未来竞争优势的地位。 《季刊》:自从您撰写了《慧眼预测:不确定世界里的战略策划》一书后,您的思想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Hugh Courtney:金融危机和“9•11”事件唤醒人们去思考如何更好地管理危机和不确定性。我发现,在这些日子里,我自己更加重视不确定性了。还记得吧,我在书中写到,所有人都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不确定性,但是我一天天地陷入到行为科学家所描述的标准模式中——比如,我往往过于相信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 在金融危机后,我一直在冥思苦想,人类的这些基本认知偏见对我们制定战略的方方面面有何影响。实际上,我们对今天世界的了解要比数月前更多,因为有许多关于金融崩溃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所传达的思想实际上是:“你们这些傻瓜,记住你们是人,不是神。”要记住使我们过度相信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的那些偏见。记住对于大多数企业最重要的决策实际上是对第三级不确定性的决策,在许多情况下,是对第四级的决策。我们的标准战略规划工具包——我们在学习MBA课程时最习惯使用的工具——对于第三级和第四级不确定性并不真正管用。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这一唤醒我们的事件,接受不确定性,了解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孕育着巨大的机遇。如果你不努力了解已知、未知和不可知之间的区别,你就会错失这些机遇。你只是拿着大把的资金——通常是别人的钱——在赌搏。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确定性,并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进行战略思考和规划的方式。
转载自:麦肯锡季刊 January 20 很多投资人其实没什么判断力我忘了在哪看到过一种说法:在车辆稀少的高速公路上你看不出来谁的驾驶技术好,只有在密密麻麻的停车场需要倒入车位或者揉库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我觉得这话相当精准,说的就是传说中穿西服不系领带衬衫最上面一粒扣大多数时候敞开的投资人。 这年头,在某些圈子里,“投资人”这三个字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如果只是偶尔在各种局上忽悠一下学表演的小姑娘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在他们的主业和正事上实在乏善可陈。 我还是要先替一部分投资人说句公道话。工作原因,我平均每周至少会见十到十五个投资人,大到只能投两亿美元以上项目的私募股本基金、并购基金和主权基金,小到三、五百万美元也干的风险投资基金。其中还是颇有一些非常具有远见、判断力乃至人格魅力的投资人的;我自己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果投资人都像他们那样,这三个字毫无疑问应该是褒义的。 唯一的问题是,任何队伍大了都会鱼龙混杂,投资人也不例外。前些年热钱汹涌,这个队伍急剧扩充,而中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又基本上没有这个行当,人才严重匮乏,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无论谁只要不先天脑残摇身一变几乎都能当投资人。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至少有一半的投资人独立判断能力趋近于零。他们对今天这种形势下该不该投、该投哪些产业和企业、什么样的价格既能称之为合理又不属于趁火打劫欺负人并没有真正独立、并愿意为之坚守的判断。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更习惯人云亦云,追涨杀跌,一哄而上后又一哄而下;总的来说,他们通常都知道什么热什么冷,却不一定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现在想想,当初那么多钱砸向户外媒体,完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在当时,每个进入这个领域的投资人都有一大堆上至中国GDP增长下至某某人的特殊关系这样的说服自己投资委员会的理由。再后来,在教育、清洁能源等领域,同样出现类似的情形。在视频领域,如果他们把砸向十几家、甚至几十家公司的资金理性地集中在三五家身上(从而让它们向全正版切换的速度再快一点哪怕多赔上两年),这个行业的局面将有根本的改观。 在我看来,相当一部分投资人的问题是没有分清“好公司”与“可能给投资人赚到钱的公司”的差别。 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时候,投资人嘴上说希望投“好公司”,心里想的却是要投眼看着能在两三年内(甚至一两年内)通过IPO帮投资人赚到钱的公司。虽然所有的好公司最终都应该能够帮投资人赚到钱,但并不是所有看起来有可能让投资人赚到钱的公司都是好公司。 绝大多数投资人不太擅长做前一个判断(一个公司是否真正是好公司),而更愿意去做后一个判断(这个项目是否有可能帮投资人赚到钱),这是因为前一个判断要困难得多—它需要犀利的眼光和一针见血的反诘,而后一个判断只需要财务模型和一厢情愿。人有时候很容易被自己所蒙蔽。很多时候,投资人误以为自己做的是前一个判断,其实做得却是后一个判断--他们把后面判定这家公司能够为自己赚到钱的结果当成了肯定这家公司是个好公司的理由。 市场好的时候,猪都能在天上飞,什么乱七八糟的公司—只要不是骗子(当然投了骗子的投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都可能给投资人带来收益。这并不需要投资人特别的智慧与眼光。如果仅仅是论证一个企业有可能在外部环境什么都对了的情况下一路狂飚直到成功上市,投资人这个职业实在没有太大存在的价值。 我认为,越是早期的投资人越不要试图去判断大市。判断大市或许是极个别投资人的天赋,但它不是大多数投资人的天职。投资人的天职是判断企业是不是一家好的企业—也就是说,在大市好的时候它是不是比竞争对手更有能力收获,在大事不好的时候它是不是比竞争对手更有能力过冬。 相当一部分投资人的问题是,他们在跟风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从判断企业间接地变成了判断大市,而他们又不具备判断大市的天赋(这一点本来很正常并且无可厚非),因此潮水一旦退去谁在裸泳立马现形。 在未来,同中国绝大多数行业一样,投资这个行业同样需要整合。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私募股权投资,资金都应该向少数真正具有判断力的管理机构集中。那些只会人云亦云搭车跟风的投资人应该慢慢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行业。 最近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大手笔的投资人越在摩拳擦掌秣马厉兵地准备在中国抄底,越是小打小闹的风险投资越是观望心态浓厚,围着项目看来看去比瞻仰遗体还慢镜头。这里面或许有一些有意思的原因。 无论如何,今天的现实是:所有的人都被逼到了停车场。您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很快就能见分晓。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下,大家面临的挑战反而简单了。对投资人来说,你个人认为市场会在多久之后回来已经不太重要(反正要是五年十年都回不来大家就一起洗洗睡),我们不如暂时假定市场在三年内很难有根本的起色但是也坏不到哪里(虽然我个人的判断要比这个乐观,但是我前面说了,个人的判断不重要)。投资人需要回答的问题只剩下一个:你有没有能力找到那些三到五年后还能继续存活并且越来越强壮的好公司--无论在这三年里IPO的窗口是彻底洞开还是只留下一个连蚊子都飞不过去的小门缝--并且以合适的价格进入它。 转载自:王冉的博客 wr163tech.blog.163.com 以前我们老大一直跟我说要判断一个企业的价值,就是就算不能上市,在5年内,靠分红也可以收回成本。 当时市场一片大好,心理也没当回事情,现在都过冬了,才感觉到这个标准的珍贵。 马云为干部上"电子商务课" 不忘拿黄光裕开涮中新网昆明一月十九日电(记者 刘子倩)双手揣兜,眼神犀利,口若悬河,还有那件出镜时总穿在身上的桔红色毛衣,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亮相春城保持了一贯的神态、装束和语言风格。 十九日,受云南省商务厅、昆明市政府邀请,马云为昆明数百名干部上了一节生动的“电子商务课”。尽管马云自称根本不懂技术,基本不懂电脑,只会简单地浏览网页和收发电子邮件,但其对全球经济走势、世界互联网发展的精辟分析及独到而幽默的见解引来在场官员的数次掌声。 马云开场即大讲企业如何才能成功,似乎忘记了他的受众群体并非商界人士,不过官员们挂在脸上的微笑说明马云的话题仍然适合他们的胃口。马云说,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只有帮助别人挣钱,自己才会有机会赚到钱,而总想着帮客户省钱、降低成本的企业就很难赚到钱。 马云的阿里巴巴正是帮助客户赚钱的典范。如今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注册用户达一点二亿,每天新增帐户四十六万个。马云说,阿里巴巴今年的交易额的目标为两千亿人民币,并且要在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三万五千亿人民币的全球销售额。“这个目标并非无法实现,我们用了两年时间就超过了沃尔玛中国的销售额。”马云说。 阿里巴巴为什么能成为现今世界最大的网上交易市场和商务交流社区。马云幽默地自问自答:“二00一年,我几乎招不到人,大街上不太残疾的人差不多都被我招来了。经过那个IT的冬天后,原本两千多家类似网站到现在只有三到四家。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或者勤奋,而是因为我们坚持,没有放弃。” 除此之外,马云还给出了企业成功的四大关键要素:开放、分享、责任感和全球化。对于开放,马云说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无法成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掌握未来。“我们很难改变成功人士,但我们可影响和改变孩子。”马云甚至拿自己举例:“我从来就没有在淘宝上买过东西,因为我害怕受骗上当。而我儿子总在淘宝上买东西,我问他不怕上当吗,他说没有什么好怕的,从来没有上过当。这说明我只要懂得下一代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消费理念,我就掌握了未来。” 马云还着重强调了企业的责任感。他说在一个商业体系中,商业利益与责任感永远都联系在一起,如果出现矛盾,那这个体系就出了问题。即便企业逃避社会责任,也绝不可能逃避民众的眼睛。 利用此次机会,马云不忘给自己正名:“媒体上报道,马云说用望远镜都找到对手,之后就有人骂我太狂妄了。这话的确是我说的,但我后面还有一句,‘我为什么要拿望远镜找对手呢,我找的是榜样’,但这一句话却被媒体删掉了。” 谈及其商业模式,马云“爆料”说,他曾与“一位最近被抓进去的人”打赌,看谁当年挣得多,并以销售额作为赌注,尽管起初这位如今的囹圄中人士同意赌一把,但最终还是没有赌成。“他肯定赢不了我,他若扩大规模就要开更多的商场,卖更多的电器,而我只需增加一台电脑。” 马云说没有使命感和价值观的企业是无法长久的。面对他越做越大的互联网事业,他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必须利用互联网向世界传递我们的文化、价值体系,不是宣传,不是占有,而是分享。 转载自:http://www.donews.com/Content/200901/5e2db43a0cdf4935b575841a8001135f.shtm 马云的这种帮客户挣钱的思想还是很要的的,分享也是未来的主要趋势之一,就好像技术领域的云计算和现在已经流行的BT之类的。 January 19 什么是精采的演讲
什么是精采的演讲?在卡内基的观念中,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 一、谈论熟悉而确信的东西 首先,精采的演讲,多半是你挣来的。 如果一场演讲中,主讲人所说的全是资料或理论,通常很难引起听众的兴趣。所以卡内基认为,在精采的演讲中,你所讲的内容,一定要跟你经历的事、你读过的书、你听到的话有关,谈你自己熟悉而确信的东西,演讲就不会失败。 以佛莱恩的演讲为例,为什么前后两个星期,听众的反应会如此不同?佛莱恩学到任何独特的演讲技巧吗? 其实没有。他只是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然而然,话语中就会产生热度。 二、谈的时候一定要投入 其次,精采的演讲,演讲者一定要很兴奋、投入。 有些人的人生很精采,充满了高潮起伏,但是当事人却用呆板、平淡无奇的方式来描述,听众反而会被“催眠”。 如果你是用念演讲稿的方式来做演讲,即使谈的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大家还是会听得非常枯燥。 三、愿意讲出来与人分享 精采演讲的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很愿意去“讲”。 有些人即使人生故事精采,口才也不错,但是他不愿意分享,不想把自己很多宝贵的人生体悟,就这样“公开的”给了别人。 也许,有人认为写作是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宁可写而不讲,这样的人,也很难完成一场精采的演讲。
在这三个条件上,还有一个决定你的演讲精不精采、有没有说服力的因素,那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诚恳、正直的人。 卡内基的父亲一辈子就是个农夫,也没读过几年书,他站在农地的经验,恐怕远多于他上台说话的经验。 当有人对卡内基说:“你的父亲比你有说服力。”卡内基起初很不以为然,怎么可能呢?他老爹从没学过任何演讲的技巧。 后来,有一次在教会的聚会中,他父亲站起来说话,卡内基发现,其他人都是一脸深受感动的表情,似乎只要他父亲说什么,他们都会相信。卡内基有了一个很大的领悟:其实,一个人的人格,会决定他说出来的话的价值。 你看,很多政客口才流利,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了诚信的人格特质;而一个正直、诚恳的人,也许他的口才差了一点,仍然可能会有强烈的说服力,因为他的“人格”已经帮他说了更多的话。
就像是攀登一座高山,前面我们谈的,是有关“演讲”这座山的高度,更重要的是,该怎么准备,我们才能攻上巅峰呢? 一、选择自己认同的题目 一个很简单却常常遭到忽略的关键,就是要“选对题目”。 前一阵子,我去台中扶轮社演讲,听众中有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她希望邀我去演讲,于是我问她:“你们想听哪一方面的内容呢?”她向我解释,因为她们常常会去照顾癌症病人,所以希望我能谈一谈“在生命转弯的地方”这一类激励人心的题目。 如果,演讲的邀约是要我谈核能发电的优弊,我可能会整理很多资料,却不见得能讲得很精彩,因为这是我比较陌生的题目。若要我谈亲子关系,或是如何在生命转折处找到自我的价值……,这都是我在人生中有深刻体会的问题,还没有正式演讲前,我大概都有把握可以讲得不错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选择题目时,一定要跟自己的理念相吻合。如果你强迫自己去谈一个没有感觉,甚至是持负面评价的题目,“硬搬”一些理由和资料,这样的演讲连自己都无法说服,更不要说去说服其他人了。 曾经有一位在银行界工作的高阶主管,来上卡内基的演讲训练,不管我们怎么帮他,他就是说得很平淡。后来讲师跟他讨论,才发现:因为他选的题目虽跟银行业有关,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其实对自己的本行充满了负面的评价。经过长谈,讲师帮他认同了自己的工作,而他演讲的水准也渐渐的有了起色。 二、把每一次当成全新的经验 另外,有些讲题,你也许不是第一次谈论,但是,记得总是怀着全新的心情来说。有一次,我到专门制造液晶显示器的瀚宇彩晶公司上课,在中间休息的十分钟里,一位女士对我说:“黑老师,我觉得,你好像是第一次在上这堂课。”然后她向我解释,她相信有很多故事,我一定都说过很多遍了,但是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像是第一次说这些故事那般热情。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说服力最好的赞美了!因为她的反应让我觉得,即使是说了很多次的故事,我并没有失去了第一次说这个故事时的那种活力。 有一位作家曾经透露他写作的秘诀:“我对生命本身极感兴趣,因此很难保持沉默。我恨不得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大家。” 不论向客户做简报、在会议中分享经验或对听众演讲,也是这样。不论你之前谈论过多少次,每一次,就要当作一次全新的经验来期待,因为听众的兴趣和热忱,要靠讲谈人来引发,如果连你都觉得自己在“老生常谈”,听众就更不可能找到可以引发聆听热忱的火种。 三、把重心放在听众身上 最后,要做一场精采的演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诀,就是要把重心放在听众身上。 有一位已经辞世的卡内基讲师摩高 ,他曾经分享了一个宝贵的经验。 他说,自己在年轻、刚当讲师时,每次上完课,学员离开了,他就立刻跑去问坐在教室后端的资深讲师:“我今天表现如何?”问了几次,这位资深的讲师就对他说:“当你什么时候开始问,今天晚上学员得到了多少益处?学员有什么改变?而不只关心自己表现得好不好,你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一个有经验的讲师。” 摩高每次来台湾,都会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常常会犯这种毛病,很重视自己的表现好不好,却忽略学员是不是真的有所收获。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演讲时,如果只注意自己能够得到多少注目、能不能享受热烈的掌声,那你永远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演讲者。因为,演讲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演讲者感到有成就感,而是让所有的听众觉得自己受益良多。 所以,当你站在讲台上,就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今天会不会让听众有满载而归的感觉? 把重点放在听众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演讲就会愈来愈精采。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分析,一场精采的演讲,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一场演讲精不精采,关键就在你有没有说服力,听众相不相信你的话。我想提供你一个有说服力的百宝箱,里头有六样法宝,每一样都可以帮你把话说得更有说服力。 一、提出统计数字 说服别人,就需要证据,而证据有好多种,其中一种有力的证据,就是统计数字。 一个统计数字有时胜过千言万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要强调抽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如果只是一直强调:“千万不要抽烟,抽烟容易得肺癌!”这种说法就很难说服别人。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根据调查,抽烟者得到肺癌的机率,是不抽烟者的十倍。”抽烟的危害就不言而喻。 卡内基先生曾经强调,统计数字有时候非常枯燥,所以我们应该要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来说明这些数字。 他举例说明:“在每一百个接通的电话当中,有七个是超过了一分钟才来应话。这表示,每天约有二十八万分钟就这么浪费了,这样过了六个月,纽约因为迟接电话所浪费的时间,几乎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所有的工作天。” 二、举出亲身事例 卡内基训练中,有一套为演讲设计的“魔术方程式”,效果极好。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把你需要传递的主要观念,用亲身的经历做例证,详细而生动的传达给听众;第二、把你的要点简明地陈述出来,使听众完全明了,你要他们做什么;第三、告诉听众,假如他们采取你的建议,会有什么好事。 这套“魔术方程式”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用事例做例证呢? 因为事例就是我们亲身经验的事情,这比你引述别人的经验,更能够赢得认同。 多年前,我们全家聚在电视机前,看“天才老爸”影集,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因为那位黑人老爹,又会耍宝,又很有智慧,那时才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儿子就会指着电视机里那位老爹说:“就跟老爸一样!” 我听了,很是受用,很高兴自己在孩子心目中,也是个“天才老爸”,可以慈爱,也可以耍宝,角色的变化上,很有弹性。 当我在演讲中提到,为人父母,对于孩子,应该不只是扮演一种角色,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却是伙伴,有时却又是老师,为了让我的说法更具说服力,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经验做例证。 三、利用示范制造效果 示范就是一种表演,是最容易引起听众注意力的方式。 前面我谈到抽烟的害处,除了引用统计数字,我拿出一张薄薄的卫生纸,然后对着卫生纸吹一口烟气,留下淡淡的印子,然后告诉大家,也许一口烟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朝卫生纸吹上几千口烟气,沾满烟油的卫生纸就会黑掉。我们的肺就像那张卫生纸,如果长年累月抽烟,肺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可怕的模样。 透过这个动作的示范,也比你只是用描述的方式,更让人感受到吸烟的后遗症。 四、提出好的比喻 有一位卡内基训练的学员要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行业,可是他想不出来要怎么介绍才好,我们就一起动脑筋。他的工作是和电脑的资料库有关,于是我们就开始讨论该用什么方式让别人可以了解他的工作。 后来他说:“我想到了!就像是所谓的智库。”原来,他所做的这套电脑资料库,类似智库,特别是需要申请专利的人,可以透过这套系统获得很多帮助。 相信很多人在演讲、简报时,他所讲的题材也许比较专业,台下的人不见得完全都懂,那么该怎么把事情表达清楚呢?比喻,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们在销售训练班,就会要求学员利用常见的上班文具用品,来介绍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比喻练习。 像有一位IBM的学员把铅笔、杯子、橡皮擦和钉书机都放在杯子里,再解释她所做的行业就是为客户提供完整而稳定的系统服务,可以把很多资料放在系统中,而不会错乱,就像在杯子中可以摆进各种文具一样。 你看,这是不是简单易懂多了呢? 五、引用专家证言 我们看电视广告时,常常会请名人代言,因为名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公信力,大家也比较容易信任他们说的话。 当我们在做演讲时,也可以“请名人代言”,其实就是用名人说过的话来佐证我们的理念。 比方说,我要强调卡内基训练的效果,我可以引用南山人寿郭文德董事长所说的话,他说:“他在大学时受过卡内基训练,从此觉得自己的成熟度是同年龄的十倍”。 至于在投信界很有名的宋文琪,她的儿子就读建国中学时,她曾经为他报名卡内基训练,因为宋文琪自己上过课,觉得效果很好。可是儿子不想上,就请老师打电话给妈妈,劝她不要坚持儿子上卡内基训练。 结果宋文琪的回答是:“你是他的老师,别的事情我都听你,我是他的母亲,我知道他该不该上卡内基训练,这个你要听我的。” 如果我要向一群家长介绍卡内基训练的课程,宋文琪的这几句话就很有说服力。不过,引用专家证言时,就像引用统计数字一样,最好用比较生动、活泼的方式来表达,才不会显得你在卖弄知识。 六、秀出展示品 所谓“眼见为凭”,如果能在演讲现场上,准备一些道具,有时候会对你的演讲内容增添说服力。 我曾经听过一场演讲,演讲人讲了一个有关砍树的故事:
当时,演讲人拿出一把斧头,替这个砍树的故事增添了说服力。也许,带一把斧头上台,比较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带许多增添说服效果的小东西。 比方说,当我谈到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小时候拿到了作文比赛第一名,如果我一边说,一边拿出当年第一名的奖状,对于我所说的话,就有加分的效果。 谈到卡内基的人际关系原则,如果拿出一本“卡内基人际关系与沟通的金科玉律”的小册子,向大家强调,这是卡内基四十年经验累积的精华,甚至发给现场听众每人一本,效果就会变得更好。 亲爱的读者,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构成精采演讲的条件,以及让你的演讲变得更精采的六个法宝,也可以应用在简报、表达意见等团体沟通的场合。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热忱是决定一场演讲是否精采、动人最重要的关键,当你对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认同,而且迫不及待想和别人分享,你的“说服力”就开始起飞了 转载自:褪墨 多总结,多练,把这些技巧变成你说话的而一部分 2008牛人牛语从这些话中,你大抵可以知道去年一年都发生了哪些事!
转载自:左岸读书 嬉笑怒骂皆学问 王石演讲全文《徘徊的灵魂》这个题目给大会之后,大会的组织者吓了一跳,因为谈灵魂谈宗教,实际上真的想谈一点宗教问题,显然不合时宜,就变成了确定、角色和责任,这是和大会题目呼应的。 08年用三个字总结就是“想不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国家,都没有想到我们30年的改革之后,取得了这样瞩目的成就。当然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总结,更多地是对于未来的展望。 刚才我们听了茅于轼老先生的发言,他的发言很年轻,就是未来的30年的可能。我之前去过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的博物馆,在这之前我也去了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我觉得这两个博物馆有区别,在柏林的大屠杀博物馆当中,你进去之后确实这个博物馆把大屠杀给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是在耶路撒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理性的,理性地分析为什么犹太人在这么短的20年内被屠杀?到了二战的时候有了工业文明,只不过是用工业文明的来屠杀犹太人。所以,在4年时间, 用非常科学的方式把犹太人屠杀了。正就带来一个问题,科学是不是带来的就是文明、进步?不是的,大屠杀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伴随的产儿,那么我们中国到了今天30年了,我们也在强调科学。但是不是我们强调科学,我们走下去,我们经济发展一定就是进步的、民主的、光明的?我看了博物馆的大屠杀,我觉得不是。 去年一年,我非常感谢去年我们提前的宏观调控。因为提前一年做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准备,所以大家感到很冷,我感到很舒服。我最困难的时候过来了,但是大家现在才表扬万科、肯定万科,显然是不太一样的。我想说的是,去年一年的经历不算什么,也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在这些国家的大事件上,我们个人荣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刚才讲我对于李金华先生的话感到很舒服,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 那么,我们该存钱还是花钱?花钱的时候他们说我出去消费,但是杨凯生行长发言的时候说大家要存钱。所以,现在到了我们困惑什么?现在很多人在猜想,说万科下一步09年、2010年的市场走向怎么样,房地产价格怎么样?我知道在座的都想听这个,我想说的是,万科有一个专门研究部门,我们都有数字,但是在这里,我不告诉你们。 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万科做出那样一个调整价格的决定,为什么非常坚决?实际上,我想在199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朱镕基当常务副总理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股价虚涨、房价虚涨,当时我提了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当时房地产利润不超过40%就不要考虑了,所以不被理解,大家欢欣鼓舞,当时的房价很好、股价很好。万科在3年之后,就是在98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公司,当然我们的利润是非常小的。 07年我们是欢欣鼓舞,在06、0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对于市场的感觉“胆战心惊”。房价、地价那样的上涨,你可以感觉到香港、亚洲的金融危机,日本的泡沫的破裂的现象,显然中国看来就要发生了。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不清楚,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地价高的时候也得高价买地,但是我们根据宏观调控,我们坚决去调房价,实际上我认为整个的调整现在刚刚开始。但是,对于万科这是一个战术的问题,是比较好调的。这是什么问题呢?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还有我们整个中国的企业行业来讲,有一个心态的问题,什么心态呢?是一个牛市的心态,这样一个追逐财富甚至不择手段。浮夸、浮躁的心态。现在说调控了,才开始调,金融风暴来的时候和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我们整个从上到下的心态。 那么,万科实际上我们这两年进行了什么调整呢?我们一个调整就是房地产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粗放的一个行业,还在提供半成品,就是所谓的毛坯房,我们万科完成了从毛坯房到精装修的产品提供。但是毛坯房老卖,为什么提供精装修呢?还是邓小平那句话“我们不争论”,我们就必须精装修。09年我问精装修对于市场上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竞争点?大家很高兴地说,是一个竞争点。 第二个是坚决做产业化,改变传统方式,改变能耗、低效率的提供产品的方式。我们07年在市场的产业化成本非常高,那么谁买单?还是消费者买单。政府鼓励产业化,但是政府也不买单,那么只有万科买单。在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你买单可以加在售价上面,但是06、07、08年过去了,在市场非常好的时候,我们高投入的进行产业化。到了09年市场不大好的时候,我们就是高成本。那么,对于万科来说,我们将来往哪里走?我们转变这种靠粗放消耗能源这样的靠市场的旺盛需求来支撑的,实际上是支撑不下去的。 我想说万科相对中国的其他企业不是成立很早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后发优势,你不仅可以借鉴国际上的优秀企业是怎么走出来的,也可以借鉴中国的新型企业是怎么走出来的。比如说联想、海尔、华为,都是万科借鉴的。虽然这些企业和万科成立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他们走国际化的道路很早。相对来说,我们是走的华为的道路,如果用动物的话来讲,任正非先生是一个狐狸,就是很狡猾的。 我觉得华为走的道路,走的是一条如何从营销生产型,转向研发技术型。显然,万科也在走这样的一条道路,通过如何的营销生产中国住宅产业化,向研发技术型这样一个转化。 实际上,无论市场好、不好,中国的大格式是没有改变的,亚洲的竞争力的大格式没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民币会调高了,我们的劳动法使劳动成本增加了,使人都跑了,要不跑到越南去了,要不跑非洲去了,要不跑南美去了,怎么可能?越南不过是广西省的规模,容纳不了的。去南美吧,墨西哥早就做经济特区,就是在美国的边境上,早就有区位优势了。非洲不用说了,那个地方能去吗?所以,中国的世界工厂制造地位本身是不能改变的,作为来中国知道的,无非是三种选择。去越南、去非洲是其中一种选择,第二选择,你只好减少劳动力,引进机械手。我知道现在在珠三角,很多的一些工厂生产,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第三个是到湖北、湖南、江西去。 所以,整个的金融危机来了,中国的大势没变。问题是,我们要走向哪里去?就我个人而言,我是25年前到了深圳,我当时很简单,我觉得受委屈、受压抑,我看到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我想改变生活方式,我想使大家有这个能力。所以,过去的20年、30年我想到了,但是再往下走,为什么2008年我个人和万科遇到了那么多的压力呢?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确定一个天花板在那里。万科是确定底线,不行贿、不做暴利,这些我们做到了,我们洁身自好,我们怎么发展我们非常有信心。但是,你个人在社会上出名了,企业在社会上的位置比原来重要了,你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引导?我们根本没有做好这个参照性。 所以,我想说在未来的30年当中的不确定,我们怎么要求自己?显然像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财经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对我们企业就像前几年最受尊敬的企业,企业公民的责任这样的引导,如何在这种观念、思想、信仰方面,再给我们一些引导。谢谢各位! 转载自:薄雾倾城 冷静观察,理性分析 布什告别演说George W. Bush: “This nation must continue to speak out for justice and truth.” U.S.President George W. Bush gave a farewell speech to nation on Thursday night. The text of the speech follows: Thank you. Fellow citizens, for eight years, it has been my honor to serve as your president. The first decade of this new century has been a period of consequence, a time set apart. Tonight, with a thankful heart, I have asked for a final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thoughts on the journey we have traveled together and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Five days from now, the world will witness the vitality of American democracy. In a tradition dating back to our founding, the presidency will pass to a successor chosen by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Standing on the steps of the Capitol will be a man whose history reflects the enduring promise of our land. This is a moment of hope and pride for our whole nation. And I join all Americans in offering best wishes to President-elect Obama, his wife, Michelle, and their two beautiful girls. Tonight, I am filled with gratitude to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Laura, who brought joy to this house and love to my life; to our wonderful daughters, Barbara and Jenna; to my parents, whose examples have provided strength for a lifetime. And above all, I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trust you have given me. I thank you for the prayers that have lifted my spirits. And I thank you for the countless acts of courage, generosity and grace that I have witnessed these past eight years. This evening, my thoughts return to the first night I addressed you from this house, September 11, 2001. That morning, terrorists took nearly 3,000 lives in the worst attack on America since Pearl Harbor. I remember standing in the rubble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hree days later, surrounded by rescuers who had been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I remember talking to brave souls who charged through smoke- filled corridors at the Pentagon and to husbands and wives whose loved ones became heroes aboard Flight 93. I remember Arlene Howard, who gave me her fallen son’s police shield as a reminder of all that was lost. And I still carry his badge. As the years passed, most Americans were able to return to life much as it had been before 9/11. But I never did. Every morning, I received a briefing on the threats to our nation. And I vowed to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keep us safe.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a new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has been created. The military,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the FBI have been transformed. Our nation is equipped with new tools to monitor the terrorists’ movements, freeze their finances, and break up their plots. And with strong allies at our side, we have taken the fight to the terrorists and those who support them. Afghanistan has gone from a nation where the Taliban harbored al Qaeda and stoned women in the streets to a young democracy that is fighting terror and encouraging girls to go to school. Iraq has gone from a brutal dictatorship and a sworn enemy of America to an Arab democracy at the heart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 fri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legitimate debate about many of these decisions, but there can be little debate about the results. America has gone more than seven years without another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soil. This is a tribute to those who toil day and night to keep us safe —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intelligence analysts, homeland security and diplomatic personnel, and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Our nation is blessed to have citizens who volunteer to defend us in this time of danger. I have cherished meeting these selfless patriot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America owes you a debt of gratitude. And to all our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listening tonight, there has been no higher honor than serving as your commander in chief. The battles waged by our troops are part of a broader struggle between two dramatically different systems. Under one, a small band of fanatics demands total obedience to an oppressive ideology, condemns women to subservience, and marks unbelievers for murder. The other system is based on the conviction that freedom is the universal gift of Almighty God and that liberty and justice light the path to peace. This is the belief that gave birth to our nation. And in the long run, advancing this belief is the only practical way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When people live in freedom, they do not willingly choose leaders who pursue campaigns of terror. When people have hope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not cede their lives to violence and extremism. So around the world, America is promoting human liberty, human rights and human dignity. We are standing with dissidents and young democracies, providing AIDS medicine to bring dying patients back to life, and sparing mothers and babies from malaria. And this great republic, born alone in liberty, is leading the world toward a new age when freedom belongs to all nations. For eight years, we have also strived to expand opportunity and hope here at home. Across our country, students are rising to meet higher standards in public schools. A new Medicare prescription drug benefit is bringing peace of mind to seniors and the disabled. Every taxpayer pays lower income taxes. The addicted and suffering are finding new hope through faith- based programs. Vulnerable human life is better protected. Funding for our veterans has nearly doubled. America’s air, water and lands are measurably cleaner. And the federal bench includes wise new members, like Justice Sam Alito and Chief Justice John Roberts. When challenges to our prosperity emerged, we rose to meet them. Facing the prospect of a financial collapse, we took decisive measures to safeguard our economy. These are very tough times for hardworking families, but the toll would be far worse if we had not acted. All Americans are in this together. And together, with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we will restore our economy to the path of growth. We will show the world once again the resilience of America’s free enterprise system. Like all who have held this office before me, I have experienced setbacks and there are things I would do differently, if given the chance. Yet, I’ve always acted with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in mind. I have followed my conscience and done what I thought was right. You may not agree with some tough decisions I have made, but I hope you can agree that I was willing to make the tough decisions. The decades ahead will bring more hard choices for our country, and there are some guiding principles that should shape our course. While our nation is safer than it was seven years ago, the gravest threat to our people remains another terrorist attack. Our enemies are patient and determined to strike again. America did nothing to seek or deserve this conflict. But we have been given solemn responsibilities, and we must meet them. We must resist complacency. We must keep our resolve. And we must never let down our guard. At the same time, we just continue to engage the world with confidence and clear purpose. In the face of threats from abroad, it can be tempting to seek comfort by turning inward. But we must reject isolationism and its companion, protectionism. Retreating behind our borders would only invite danger. In the 21st centur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t home depend on the expansion of liberty abroad. If America does not lead the cause of freedom, that cause will not be led. As we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nd others we cannot foresee tonight, America must maintain our moral clarity. I have often spoken to you about good and evil, and this has made some uncomfortable. But good and evil are present in this world and between the two, there can be no compromise. Murdering the innocent to advance an ideology is wrong every time, everywhere. Freeing people from oppression and despair is eternally right. This nation must continue to speak out for justice and truth. We must always be willing to act in their defense and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peace.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once wrote, “I like the dreams of the future better than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As I leave the house he occupied two centuries ago, I share that optimism. America is a young country, full of vitality, constantly growing and renewing itself. And even in the toughest times, we lift our eyes to the broad horizon ahead. I have confidence in the promise of America because I know the character of our people. This is a nation that inspires immigrants to risk everything for the dream of freedom. This is a nation where citizens show calm in times of danger and compassion in the face of suffering. We see examples of America’s character all around us, and Laura and I have invited some of them to join us in the White House this evening. We see America’s character in Dr. Tony Recasner, a principal who opened a new charter school from the ruins of Hurricane Katrina. We see it in Julio Medina, a former inmate who leads a faith-based program to help prisoners returning to society. We see it in Staff Sgt. Aubrey McDade, who charged into an ambush in Iraq and rescued three of his fellow Marines. We see America’s character in Bill Krissoff, a surgeon from California. His son Nathan, a Marine, gave his life in Iraq. When I met Dr. Krissoff and his family, he delivered some surprising news. He told me he wanted to join the Navy Medical Corps in honor of his son. This good man was 60 years old, 18 years above the age limit. But his petition for a waiver was granted, and for the past year he has trained in battlefield medicine. Lt. Cmdr. Krissoff could not be here tonight, because he will soon deploy to Iraq, where he will help save America’s wounded warriors and uphold the legacy of his fallen son. In citizens like these we see the best of our country, resilient and hopeful, caring and strong. These virtues give me an unshakable faith in America. We have faced danger and trial, and there is more ahead. But with the courage of our people and confidence in our ideals, this great nation will never tire, never falter and never fail. It has been the privilege of a lifetime to serve as your president. There have been good days and tough days. But every day, I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greatness of our country and uplifted by the goodness of our people. I have been blessed to represent this nation we love. And I will always be honored to carry a title that means more to me than any Other —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for the final time, good night. May God bless this house and our next president. And may God bless you and our wonderful country. (CNN) 危机为何未曾动摇资本成本这次衰退中,资本成本到目前为止并未攀升,在以往的几次衰退中,也是如此。企业的资本成本反映了投资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更确切地说,反映了他们期望从承担风险获得怎样的回报的态度。如果投资者更加厌恶风险,企业就很难筹得资金,可能会因此取消或推迟某些投资,或者放弃一些并购计划。所以,不难理解,在眼前这场金融危机中,为什么有很多企业高管担心风险的价格——资本成本——对他们近期的战略决策会有什么影响。 不过,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尽管很难获得短期资本,但并无证据表明风险的长期价已经超过历史水平。凡是能从长远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科技泡沫达到顶峰的2000年,当各种媒体上充斥着“资本成本已经永久性降低”之类的观点时,一份更深入的分析报告却指出,当时的资本成本非常稳定,过去40年一直如此稳定1。 对于正在为生存发愁而且很难筹得资本的企业而言,资本成本显然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些企业只是暂时找不到获得新资本的门路。然而,仍有一些企业通过内部筹资或长期债务市场获得了超出企业生存所需的资本。对于资本成本的预测决定了企业究竟是能抢先抓住利润丰厚的机会,还是让竞争对手拔得头筹。 要了解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的变化,我们需要按名义价值研究它的两大组成部分:权益成本和债务成本。 权益成本通过考查权益价值、预期利润和预期现金流的变化,我们可以推算出权益成本的变化。但上面几种因素都无法直接测量。 2007年,标普500指数升至顶峰,达到了1,500点,反映出金融、石油和矿产行业获得超乎寻常的丰厚利润,而其他许多行业的利润也高过趋势线2。为了对权益价格水平进行标准化处理,我们比较了 GDP 增长与企业利润之间的长期关系。我们曾经估计,在2008年中期,处于长期可持续水平的企业收益将使标普500指数处于大约1,100至1,200点3。在本文撰稿时,该指数在900至950点的区间浮动,比上述可持续水平低15%至25%。 我们还可以校准这一下降幅度,方法是找到未曾经历类似收益泡沫、收益长期稳定的企业,例如,消费品公司,然后用它们的股价下跌幅度作为参考。我们发现,在评估整个经济体的资本成本时,这些盈利较为稳定的企业是更为稳定的基准。在本文撰稿时,它们的股价较峰值水平下跌了大约15%至20%。不可否认,这一计算并不精确,股价每天都在变动。 权益成本评估中的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持续利润水平,它在经济衰退中通常会随着 GDP 趋势增长率下降而走低。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经济衰退使 GDP 长期累积趋势下滑5%到10%,企业利润趋势线就会随之永久性下行5%到10%。 现在,我们把这些变量一起放进一个贴现现金流模型。股价下跌幅度的估计中值为20%,而利润趋势线则下移7.5%,由此得出,权益资本成本上升了大约0.5个百分点。这个数值处于正常的测量误差容错范围之内,也没有超过每年的市场波动幅度。 请注意,这项分析并没有考虑企业利润预计可能出现的短期大幅下滑,也没有考虑市场趋势对经济衰退做出过度反应的可能性。在综合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我们认为,权益资本的长期成本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但是,这个结论的依据是我们做出的以下假设:利用图表1,您可以自行估计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如果要将权益资本成本提高整整1%,股价就必须较正常水平下跌25%,同时,利润还要保持相对稳定。从数学角度来看,当利润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以更大幅度下滑时,则意味着资本成本的增量会更小。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最近很少有企业通过公开上市,出售股权来筹资。我们的回答是,要想知道投资者愿意花多少钱购买股票,股票交易市场中流通股的价格才是最好的指标。还有些人可能会提出,目前经济面临着极高的不确定性。这是事实,但不确定性对各个行业有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它应该作为现金流预测中的一项因素,而不是放在权益成本中考虑。单个不确定性风险溢价不应当应用于整个经济。 长期债务成本债务成本是资本成本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考虑到最近几个月来企业债券的绝对价格以及国库券和企业债券之间的利差都有所提高,人们很容易断定债务成本已经提高(图表2)。从2008年9月到11月,作为基准之一的 A 级债券到期收益达到了大约7%,涨幅略多于1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用长期的观点来看,7%并不是非常高。在过去20年中,A级企业的债务成本只有6个年度低于这一水平(图表3)。
目前利差增大很可能并不是因为投资级的企业债券风险增加,而是投资者对国库券的大量需求造成的,这种需求会降低他们的收益。过去几年的价格和利差可能处于一个难以为继的低水平,目前的水平不过是恢复常态。 政府对债务实行减税,而大多数投资级的企业的资本结构趋于保守,这两大因素减弱了上升的债务成本对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所产生的影响,这意味着债务成本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事实上,标普500的非金融企业如今的负债比过去40年中的大部分年度都低(图表4)。 启示总体来看,虽然权益价值下降,企业债务的利差有所增大,但长期资本成本并没有显著上升的迹象。当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成本未来几年不会随着经济衰退加剧而升高。 一项需要密切关注的未知因素是未来是否会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上述分析基于名义价值。为了使实际资本成本不变,我们需要假设长期通胀率保持在2%到3%的稳定水平。一些分析家担心通货紧缩的问题,这至少在短期内是一个问题;而另一些分析家则担心,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投入巨量资金,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无论是通货紧缩还是高通货膨胀,在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都可能改变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和实际资本成本,其他经济关系也会有所变化。 不过,我们通过全面估值发现,与资本成本的变化相比,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对价值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一不确定性已经显著增加。未来的正常增长水平和资本回报尤其让人捉摸不定。过去几年的信贷泡沫已经扭曲了这两个因素。
转载自:麦肯锡季刊 资本的稳定性 VS 现金流的不稳定性 January 16 首批约50家企业静候创业板开锣 创投机构翘首以待深圳证交所副总经理陈鸿桥昨天在深圳市创业投资界的一次年度会议上说,随着创业板的发行、上市规则修改完毕,推出创业板已经“水到渠成”,深交所将全力推进。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推出创业板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整体战略中,深交所主要有三项具体工作,即继续发展中小企业板,推出创业板,以及将中关村科技园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试点推向全国其他50多个高新园区。这些都与扶持中小企业,以及服务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有最直接的关联。 陈鸿桥表示,目前报到证监会和各地证监局的拟上市企业有510家,其中三分之一的企业从创投机构获得了平均8000万元的股权投资。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秘书长王守仁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510家的数字包括了可能在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企业,由于创业板没有正式推出,现在还难以确定这一板块对应的拟上市企业数量。不过他估计,首批上市企业在50家左右。 创业投资行业对于创业板抱着极大的企盼。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董事长靳海涛昨天说,去年下半年以来,IPO“境外发不了,境内不让发”,创新投去年只完成5个IPO项目,即使如此在业内也是屈指可数。但靳海涛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有望看到创业板的推出,创业投资将得到新的退出渠道。 注册在深圳的创业投资机构达200家,截至去年的管理规模超过600亿元,同时深圳也聚集着大量创新型企业。王守仁对本报记者表示,深圳本地就有上百家拟上市企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深圳的中小企业更‘抗跌’。”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刘锦昨天说,由于具备相对较高的自主创新和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深圳的中小企业受金融风暴的负面影响小于预期。 类似刘锦所指的具备较高创新能力和较强风险意识的企业群落,将肯定出现在首批创业板上市的名单中。“第一批(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肯定是优中选优,是最好的企业。”南海成长创业投资基金执行合伙人郑伟鹤对记者说。 尽管创业板不可能解决所有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但包括创业板在内的资本市场服务链条,却能使得直面金融海啸冲击的中小企业群体受益。陈鸿桥昨天还透露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到深交所调研的情况。 深交所方面向其汇报时谈到,资本市场有助于打消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的顾虑,专业投资机构的股权投资能带动更多的银行资金进入中小企业。在深圳,在产权交易所进行股权登记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还可以通过股权质押担保的形式获得贷款。 尽管创业板受到各个方面热切期待,市场对其也不无担心:新股发行可能会影响市场资金供给,因创业板概念而高高在上的中小板估值泡沫也可能就此破灭。王守仁对此评价说,创业板的发行可以控制节奏,不致影响主板的资金面;中小板的传统制造业公司确实存在高估,但是“看重小板应该看那些细分行业的龙头,这些代表自主创新战略和产业调整方向的企业,才是中小板和未来创业板的主流”。 转载自:CV A股温水,创业波澜 新时代的监管管理随着对全球性问题的担忧日益增大,企业高管和监管机构的头等大事就是建立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并制定出有益于各利益相关方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它们自己也能从中获益。2009年1月 • Scott C. Beardsley Luis Enriquez 和 Robin Nuttall 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将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监管时代的分水岭。在过去的时代里,自由市场在知识界和政界都享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受到学者和政府的共同支持,被视为促进持续增长和稳定的最佳方式。如今,世界似乎突然意识到,自由市场存在一些极为严重和极具威胁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那些随心所欲的企业所无法解决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和评论家都在呼吁要加强监管。 与在知识界和政界发生的大多数重大变故一样,这次危机乍看起来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的。但事实上,泡沫暗中形成的过程却要长得多。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自我约束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作用十分有限。在2008年9月的一天,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并使这次金融危机演变成了一场金融灾难,你可能已经错过了这一次不太显眼的新闻事件。英国零售商翠丰集团(Kingfisher)首席执行官Ian Cheshire曾告诉BBC记者,“有一些事情太重大,具有太长远的影响……以至于无法用渐进的方式去处理。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的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英国气候变化问题企业领导人小组”成员之一,Cheshire当时正在谈论他支持欧洲开展一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 雀巢集团董事长Peter Brabeck的一次评论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指出,“即使我们具有也许比任何其他食品企业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也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食物和饮水])问题。事实上,如果世界各国政府继续沿袭它们目光短浅的政策,而不是为解决问题做出努力,那么,我们的努力,以及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所有努力都将徒劳无功。”他也不断呼吁政府进行更多干预,而不是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 如今,一种发展模式正在脱颖而出。信贷紧缩,日益紧迫的能源、食品和饮水短缺,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受到企业领导人和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消费者的担忧也有增无减——他们意识到,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意味着相互关联的全球难题。他们听到冰盖融化和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银行倒闭等消息,并知道所有这些事件都与他们的生活、工作、住宅以及家人息息相关。此外,他们期望企业能帮助缓解这些难题1。这种发展模式强调拓展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而且还包括企业对履行某些社会责任日益增大的义务。 从对抗到合作在社会的认知和关注重点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监管也需要调整,以承担新的重要职责。与以往一样,监管机构应该找到正确的方式,来减少范围更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例如,保护消费者和控制环境污染),同时还要努力促进企业开展公平和激烈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将会促进生产率的更大提高、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及由全社会共享更多的财富2。 面对监管,企业如何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呢?如果是在以前的监管时代,答案将是聘用更多的律师和说客,并派他们去与监管者“斗智斗勇”。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劳工部长Robert Reich在他2007年出版的一本新书《超级资本主义》(Supercapitalism)中描述道,激烈竞争的方式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显著增强了它们针对每一个会影响其盈利能力的监管裁决的抗辩能力。由于监管法规是由在结构上具有对抗性的立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制定的,因此,针锋相对的态度和应对技巧成为监管事务的基调也就毫不令人奇怪了。但是,如果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一起来寻找应对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的最佳解决方案,那么,在打官司和游说公关的能力上进行投资的“军备竞赛”的意义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的研究表明,企业正在开始认清这一事实。在2008年9月《麦肯锡季刊》对1,500名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中3,世界各国的高管们都将监管者视为企业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压力的主要来源。但是,其中许多高管却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应对监管者。他们将游说公关视为一种已被滥用的工具。当我们询问这些高管,哪些问题使企业很难获得赞扬(因为做了正确的事)和很容易招致大量批评(因为做了错误的事),“政治参与和影响”名列第二,仅次于排名第一的“团队的酬劳”。 实际上,当企业在尝试与监管者打交道时,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见图表)。它们可以与监管者保持一定距离,经常处于对抗关系——尽可能减少与监管者沟通交流,敷衍应付其要求,并采用合法手段(如上诉和质疑)进行对抗。而在另一个极端,它们也可以设法与监管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根据企业的观点,这两种模式通常都不是最佳方式。保持一定距离的方法使企业很难与监管者达成妥协,从而会产生对抗性。而合作伙伴模式必定会失败,因为监管者本质上是“警察”而不是“伙伴”。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而且不仅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是开诚布公地进行对话,目的是与监管者建立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尽管双方的分歧是难以避免的,但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考虑,企业仍然可以从建立互信和培养长期协作关系中获益非浅,双方不仅可以在一些较小的行业问题上进行协作,也可以在一些可能涉及较大社会政治范围的问题上进行协作。 对这种协作方法的一个争议是,监管是一种反复进行的博弈。在许多情况下,一家企业会说服监管者,现在不是允许更多竞争、要求减少排放、承担更多服务义务或提出其他要求的时候——只要在以后的监管期内比监管者的期望做得更好就行了。对于这种企图糊弄他们的行为,监管者的反应通常是:在下一轮监管期提出更严厉的监管要求。双方的信任感可能会一落千丈,以至于监管者和企业必须通过第三方来进行沟通。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分享我们从帮助企业制定监管应对战略的实践中所获得的洞见了4。这一次分享的新意在于:全球经济和社会政治挑战已经变得更加紧迫,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关系正在不断拓展,因此,各行各业的企业高管认真反思他们处理监管事务的方法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企业与监管者并非总是一定要互为对手——他们之间也可以互相信任,监管也可以变成一种全行业(甚至全球)的协作机制,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共同解决从财政稳健政策到科技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各种问题。对重点监管行业的正式竞争法规的谈判磋商并不是监管的全部内容。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监管者和企业需要在一种以基于事实的分析和彼此信任为特点的气氛中互相接触:为了营造这种气氛,监管者可以更多地了解整个经济情况和他们所监管行业的长期动态;而企业可以寻求具有内在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对抗性的监管论战无疑还会持续下去,但企业高管们正逐渐认识到,他们必须具有灵活性,并随时准备妥协。 基于网络的行业(如电信、电力和铁路)就是一个适用的例证。除非运营商有信心能在合理的时间周期内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否则,它们就不会对回报期非常长的新基础设施(如用于电信服务的光纤网络)进行投资。一方面,为了通过鼓励竞争来降低最终用户的消费价格,需要这种具有竞争性的投资;而另一方面,又要求这些基础设施向所有的运营商开放;监管人员面临的挑战是要在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某些老牌企业并没有为了阻止和延迟整个网络的竞争对手使用自己的基础设施而拼命讨价还价,而是提出一种考虑了政府和消费者的利益、区别对待和精明练达的解决方法。例如,这种方法可能包括:在那些已经存在竞争对手的地区接受开放设施使用权的原则;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暂时不开放使用权,这样,投资就会流向这些地区。尽管这种折衷方案不能使老牌企业的短期盈利最大化,但它可能会包括一些不受持续变革影响的合理优惠条款。 增强透明度和信任感非常详尽地了解各种监管事务不仅是预测风险和机遇的先决条件,而且对于与监管者建立基于信任感和透明度的成熟受益关系也必不可少。 监管事务通常都极为复杂,而且相互关联依存。监管流程的复杂程度也不低,通常包括由多个监管机构进行的交叉审查。对税率的细微修改都会对企业的利润造成很大影响。结构性的政策变革可以重新塑造整个行业。除非高管们能准确识别在当前和长期的监管格局中的每一个问题,并了解不同监管结果的经济、社会和战略影响,否则,他们将总是落后于行业的发展。如果缺乏这种了解,企业通常就会以一种效率低下、杂乱无章的方式来应对机遇和风险。 作为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事例,来看一下2002年开始使用欧元后对跨境支付收费的监管。当时,欧共体渴望证明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欧洲地区的银行却未能预见到会出台一条新法规(因此也没有就此采取行动),规定它们对跨境转账的收费不能高于国内转账的收费。在许多欧洲国家,国内支付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而跨国转账却要收费,以弥补额外的支出。结果,银行付出的成本最终无法从消费者那里获得补偿。 一般来说,要想做到对监管了如指掌,首先应该做的功课就是:将那些在当前以及3年~5年内(有时甚至在10年~20年内)可能影响企业的主要监管事务清楚、明白地梳理出来。这种功课还应该包括仔细研究每项监管事务的不确定性水平、主要利益相关方(如竞争对手、消费者、企业员工、工会组织、政府机构和环保团体)的立场和地位,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和企业自身的利益价值与其他相关问题。例如,这些相关问题可能包括投资决策、价格和服务水平、生产率、税收收入和人员雇用水平等。对一些潜在的破坏因素(如可能改变监管博弈格局的新技术)也应该进行研究。在考虑替代性监管法规时,为了决定如何进行难以避免的妥协让步,基于事实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许多细节会非常棘手和令人烦恼:一些表面看来不太重要的问题可能会价值连城,并且会决定整个事情的成败。 为了在企业与监管者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关键是要完整了解对方的观点和目标。有了这种了解,才有可能制定出能够满足双方需求的解决方案。在企业与监管者的关系中,双方可能不会亮出自己所有的“王牌”,但它们将会讨论短期性和长期性问题,并分享重要和详尽的信息。一种相互信任和公开透明的氛围对于制定出利益均衡而且可持续的监管法规至关重要,因为企业对经济挑战的理解通常比监管者更深刻。例如,企业可以最真切地体验自己能以多快的速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重新设计可减少碳排放的产品,并且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新技术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消费者中推广应用。 当监管者向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发起挑战,要证明监管机构将该企业母公司的成本纳入损益表的决定是正确的,此时,透明度的优点就显而易见了。该公司在应对时,不仅详尽而公开地说明其基本设想和数字,而且表明了可以考虑替代性会计方法的意愿。最终,这家监管机构接受了该企业的观点,没有改变该企业的征税标准。 与监管机构保持一种开放而长期的关系,还可以赋予企业对监管发挥影响的机会。例如,当一些汽车制造商试图游说政府放慢实施碳排放标准的步伐时,另一些汽车制造商却在开发能满足这些标准的技术。这些技术领先的企业通过与监管机构就这些开发工作的进展进行非正式讨论,就能够影响监管者对一种减排技术创新可以达到的减排量的预期。在今后将受到严格监管的市场上,这些企业将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努力争取双赢的解决方案为了影响监管,企业就必须将应对监管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核心要素,并将监管事务从法律、技术和公关专家的管辖范围提升到首席执行官和最高领导团队的议事日程之中。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应该培养对所在行业未来前景的洞察力——一种能综合考虑社会政治问题、行业的渐进式变革,以及结构性变革(如技术跃变)的洞察力,并且增强支持和影响监管的组织能力。翠丰集团首席执行官和雀巢集团董事长的评论就反映了这种针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监管压力的战略性、长期性解决办法。 当企业面对势均力敌的多种力量,大家都跃跃欲试要重塑所在行业的格局时,具有长远的眼光至关重要。监管决定通常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供大家分享——将蛋糕做大,而不仅仅是占有更大的一块。但有时,只有当行业的主要参与方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将GSM5标准引入欧洲移动电话行业就是通过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而得以实现的。GSM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企业、政府和消费者都从中获益:手机制造业的收入大幅提升;政府主管的国民生产力和税收不断增长;而消费者享受到了比以往更低的价格和更广的手机覆盖范围;新的服务项目层出不穷。许多欧洲年轻人几乎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文本短信息的世界。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移动通讯标准不统一在许多年里一直抑制着该行业的发展。 即使当单独一家企业面对监管裁决时,努力达成有益于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尤其是消费者)的解决方案的明智之处也常常显而易见。为了获得成功,企业的高管必须了解重要利益相关方具有挑战性的行动计划,并与它们合作,建立联盟,从而将企业的优先任务转变为实现切实可行的折衷妥协和追求可持续的成果。 以这种方式与利益相关方打交道还可以成为在企业声誉上的一种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在与消费者做生意和今后与监管者谈判时都非常有用。例如,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决定直接与一个著名的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对该公司在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运营活动对该国贫困状况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作为这种合作的一部分,联合利华史无前例地同意为该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和人员。在项目结束时,这家跨国公司给该组织留下了更积极正面的印象。与此同时,联合利华也在如何才能以最佳成本效益和采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这个国家发挥积极影响等方面学到了许多东西。此外,该公司还提高了它在当地政府眼中的声誉(毫无疑问,这对该公司今后与当地政府的谈判将会非常有利),并向消费者表明,该公司致力于减轻贫困的承诺并非只是一种公关宣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企业忽视了将自己的地位建立在监管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认为可能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它们有时会发现,自己虽然赢得了一次战斗,但却输掉了整场战争。例如,自愿排放目标可能会帮助企业应对针对其自身条件的环境压力,但是,为了获得牵引效果,这些排放目标必须真实可信。当欧盟国家的汽车制造商采纳自愿排放标准时,并未注意其现实性,后来监管机构认为这些标准要求过低,并规定了要求严格得多的排放标准。 监管面临的挑战监管的任务是解决那些社会或企业单方面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对不同的目标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进行折衷调和。 这些任务今后丝毫不会变得更容易。除了面对其他一些挑战以外,监管机构在解决那些没有明确的“正确”答案的问题时,还需要权衡考虑快速变化的社会政治动态。来看一下能源行业:当许多人担心对化石燃料的控制将被用于政治目的,并且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削减其碳排放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是促进还是继续阻止扩大使用对环境友好但存在争议的核电和大规模水力发电。 当全世界都在期待监管能够解决这些紧迫的社会挑战(以及抓住与挑战并存的机遇)时,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必须就获得成功的构成要素进行公开对话。许多目标从本质上就是相互矛盾的(例如,既要吸引大量投资以减少发电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要使电价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而且监管流程也必须去查明这些事实。这种对话并不一定能提出一种理论上正确的答案,但却有助于启发思路,从而在各种可选方案中达成折衷妥协。 领导人还必须考虑监管法规的合理水平。许多问题可以在本国乃至本地获得圆满解决。但是,层出不穷的全球性社会政治挑战——例如,碳排放、银行体制和资本市场的未来前景,以及技术标准等——要求在跨国层面上制定监管标准。为了解决这些与制定监管标准有关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在政治家、监管机构、企业领导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一种互谅互让的对话。 在即将到来的监管新时代里,企业高管和监管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学习。只有这样,各方领导人才能针对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和行业热点问题(例如,由金融危机引起的问题),成功地制定出具有实用性的解决方案。总之,企业应该以战略眼光来看待监管,并争取达成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受益的解决方案。 转载自:麦肯锡季刊 在中国,大到国家工程,小到一张火车票,都缺乏一个比较透明合理的监管机制。最近在做的董监事和项目的投资后管理,就是想规范我们公司在这方面的体制。 January 15 节约时间小贴士(工作、电脑、家庭)
工作节约时间小贴士 大部分人都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所以我们就从工作开始谈。如果你有一个很长的“要做事项”的清单—或者更糟的,你根本没有“要做事项”清单—下面是你可以做的: 1.少做。长期读者都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效率贴士—简化日程安排:做更少的事,但更集中于重要的事情。这会大大提高你工作时间的效率,减少所需的工作时间。对于那些你没有做的任务怎么办呢?请看下面更多关于它们的建议。 2.委派。如果一项任务需要完成,但不是你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可以由其他人来完成,就把它委派出去。如果你找到其他同样可以完成任务,甚至比你做的更好的人,并把这样的任务委派出去,你有时甚至可以剪除一半你的“要做事项”清单里的任务。 3. 工作时间设限(或者调整工作时间)。如果你每天工作超过8个小时,就为自己设定一个8小时的工作时限。这会使你强迫自己在这个时限内集中于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如果你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8小时,试试把工作时间限制在6个小时。你会发现,你必须要优先排序,更有效率地工作,并且尽量少浪费时间,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这个6小时的时限内完成工作。我自己则是在大部分日子里只给自己安排4到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如果你不能减少工作时间怎么办呢(也许你被要求每天必须工作一定的时间)?那么,看看你是否能把你的工作时间稍微提前或滞后于大众的工作时间。这样,你就可以不在交通繁忙时刻乘车,这将会减少你用于交通时间;或者你就可以在几乎没人的办公室里工作了,并且你绝对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4. 最重要的事最先完成。选出2,3件你需要或者想要在今天完成的事项,首先完成这些事情。在其他的日子里你也许想要把这些重要的事情往后推(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完成它们),但是如果你先做完这些事情,那么今天剩下的时间你就会非常得从容自如。事实上,在你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后,你这一天的工作就算是圆满了。如果你有这种自由,你甚至可以说你的一天已经完了,因为剩下的工作可以留到明天再做。 5. 要求你的老板为你再优先排序。如果你无法控制你的日程安排或者“要做事项”,和你的老板谈谈。告诉老板你想要让你的工作时间更有效率,但是你今天只有时间作x件事…因此,要他帮你把这些要做的事情挑选一下。告诉他如果你尝试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完成,你会变得没有效率,而且也许没办法做完那么多事情或者无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事实上这个优先排序本来是要你自己来做的(参照第一个建议)如果你有这个自由的话。 6. 批量处理。不要让你的工作日不时被那些缠在一起的小任务所打断。把相同的任务归为一组,并且一次将他们解决。例如,不要一整天都去回复邮件,将他们打包,并且每天花一次时间(或两次)来处理所有的邮件。一次完成所有的文书工作。批量处理所有的电话。一次做完所有的跑腿事情。这种对工作的分组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让你可以更好地把精力集中于处理重要的事情。 7. 专心于一件事情,并把它做完。不要在同一时间处理好几个事情,留出一整块时间来只做一件事情,直到完成。对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留出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我会尝试把我的项目分成可管理的几块)来完成一个任务,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做完它。通常这也表示需要事前准备好所有必须的资源和信息,这样你才不必再次搜寻它们,或者当你准备好要真正工作时还要在这些事情上等待。这也同样表示需要明确我的日程安排,这样我可以把其他工作事先就做好,而不再为这段时间安排其他的什么事情了。之后,你需要做的就是专心的只做这一件事情,并努力把它做完。这通常就是做事最有效率的方法。 8. 避免会议。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是在浪费时间,但是确实有许多会议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参加会议,但是更愿意用这些时间来做实际的工作,而不是来听其他人谈论一些他们原本可以给你发一封邮件就能搞定的事情时,试试看能不能避免这样的会议。这样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更多 9. 避免工作中的长时间交谈。我们通常都会有和同事之间长时间的没有任何生产力的谈话—这样的闲谈通常是无关紧要或者与工作无关的。有时可能是长时间的电话粥。尽管我喜欢和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同事交谈,就像我喜欢和其他人交谈一样—这对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很重要——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用在做其他事情上。我个人更愿意完成工作,然后回家和家人在一起。所以我尽量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尽量不做过多的闲谈,尽管我需要不时的做出例外。 10. 学会说不。如果你想要你的日程表更简,这一点相当关键。我们每天都会接到许多的请求,并且所有这些请求都需要占用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对这些请求总是同意,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时间,并选择为而要其他人作一些事情。但是如果这些请求并不符合我们的优先排序,那么我们通常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学会说不。通常这回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害怕这意味着我们让其他人失望了。但是还是要学会告诉人们你现在没有时间来做他们要求的事情,并且通常他们会理解的。 用电脑节约时间的贴士 1.如果可能,断开链接。这是我最喜欢的电脑贴士。当我确实想要集中于某项任务,确实想要完成一项任务是,我会从网络上断开连接。有时这意味着只是关闭我的浏览器,有时这意味着我还要断开我的无线网络,还有的时候我会拔掉电缆。不管你采用何种方式,断开网络连接是使事情做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你最终会想要重新连接网络,但是当你断开连接时你可以获得整块的时间来处理事务。这段时间是相当有效率的。 2. 使用Quicksilver和AutoHotkey软件。使用Mac的用户可以使用Quicksilver,PC用户则可以使用AutoHotkey。我自己是两个都用,并且发现它们是使事情有效完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例如,我们经常需要访问一些文档,程序,文件夹,和网站—可以为这些设置一个一键访问的热键。你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学习如何进行设置(你可以使用Google来搜索相关指南),而且设置一个热键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一旦设置好了,你就可以利用他们在瞬间处理事务了。而且你不单单可以使用这些热键本身,你还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使用,比如,用来发送邮件的热键,或者调整图像大小的热键,或者做其他事情的热键—我自己设置了有一打左右经常使用的热键。如果把每个月中它们为我节省的时间加总的话,可以说它们帮助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3. 邮件的键盘快捷方式。同样的,你的邮件程序基本上都会有键盘快捷键。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这些快捷键的话,你应该学会使用它们。使用快捷方式来打开,发送,归档,搜索和操作邮件,你可以快速处理一堆的邮件。而且如果你为经常使用的文本或者签名附件也添加快捷方式(通过使用Quickersilver或者 AutoHotkey软件),你可以快速答复邮件,甚至比我消灭掉一堆奥利奥奶油夹心饼干还要快。 4. 邮件过滤器。让你的邮件程序帮你完成工作。我使用Gmail的邮件过滤器,但是像Outlook或者Mail.app这样的程序,或者其他一些你可能有的程序,也都有同样的过滤功能。学习使用它们来对你最常用的邮箱进行过滤设置。你也许注意到在某一段时间内你会持续收到许多某一特定类型的邮件。例如,我通常会收到一些和我的工作相关的统计报告和财务报告。但我会对它们设置标签并且使用过滤器归档,这样他们就不可能进入到我的收件箱了。之后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可以在标签(或文件夹)里来阅读这些报告,浏览收件箱时却不需要阅读这些报告了。同时我也使用过滤器来自动删除那些链接邮件和笑话邮件(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很无情,但是我很烦这些邮件),并且对来自Facebook,Twitter,Paypal和其他服务的通知进行归档。 5. 限制使用IM,Twitter,论坛和其它社交途径的时间。你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和其他人聊天,或者使用Twitter,登陆网上论坛或其他社会媒介。尽管这些工具都有好的用处,但它们却可能花掉你太多的时间如果你不对它们进行限制。为你自己设限—比方说每天在你的日程表上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些社会性事务。这样,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6. 不要为存档担心。关于这一点我以前写过一些文章,但是我现在不再那么相信存档了。现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数字化的,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我自己电脑的硬盘驱动上。我从Gmail学习到,你可以把一些东西先存档,并且之后可以毫不费力的搜索到它(过去两年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并且搜索这些东西时不存在任何困难)。所以现在我对所有事情都这样做,包括我硬盘驱动上的文档,在Google Docs和Spreadsheets里的文件,和其他类型的网络文档。现在我的存档时间几乎减到接近于零—而我过去总是每一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存档。 家庭节约时间小贴士 1.保持事情有序。我喜欢有序的家庭和工作环境,不仅因为它们有更好的审美感觉,也因为:1)这帮助你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而不被可视的杂乱分散注意力;2)更让人宁静和放松;3)节省时间。怎样节省时间呢?有序的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中可以更容易找到需要的东西,更容易清理和操作它们,并且减少了因为重新布置,归类,查找和清除大量杂物所浪费的时间。更多 2. 让东西保持原位。同样的,让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也可以节省时间。你家里也许很整洁,但是你也许也可能不知道每一样东西应该放在哪。让东西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当你不使用它们的时候把他们放回原位。让这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习惯—用完某物后防回原处。这可能会花费几秒钟的时间来这样做,但却节省了事后清理,寻找的时间(想想看你有多少次丢失东西并花费长时间努力搜寻的经历?),并且让事物更整洁有序。 3. 教孩子自己整理。如果你是一个家长,你就会知道,当你有还没长大满地乱爬的小孩在一整天的每一分钟里把一切弄得乱糟糟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整洁的家庭并不容易。让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玩耍之后整理他们身后的东西的习惯。比方说,他们拿出一桶积木,并且弄得满地都是——这没关系,但是当玩耍之后,帮助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捡起来,放进桶里,再把桶放到它原来的位置。我小一点的几个孩子在做这些清理工作的时候喜欢唱一首“整理,整理,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歌。让这变成一个好玩的游戏!我有6个孩子,这让我们节省了大量原本需要花在在孩子身后整理东西的时间。 4. 在前夜做好预备功课。不管你是单身还是有一个有很多小孩的家庭,每天早上对你来说可能都是一个相当匆忙的过程。相反,你可以在前夜将一切都准备好,并让这变成你每晚都要做的日常工作,那你就可以更好得开始新的一天了。从技术上来说,这也许不会直接节省你的时间,但可以让你在早上把更多的时间集中于做重要的事,而不会为了完成你的每日工作表而一路匆忙。 5.不要看太多的电视。我个人曾经浪费过整天的时间在看电视上,所以我知道电视是一个多么大的时间“空洞”。相反,限制你看电视的时间——也许是每天一小时看电视的时间——把你原本打算看电视的时间用来做更重要的事情——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做锻炼,或者写你梦想着的小说。 6. 计划每周的菜单。如果你计划出你一周中每一天要吃些什么东西(即使是午餐),你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首先,你可以去食品杂货店一次购齐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事实上,如果你打算下周仍然重复你这一周的菜单,你可以一次做两周的购物。第二,你可以事先准备好食物(参照第二项),更方便把食物打包成工作餐。第三,你每天晚上不再需要为该吃些什么而费神了——它就列在贴在冰箱上的菜单上面。 7.煮多点食物。我喜欢制作大批量的食物,如果你有一个大家庭这尤其有用。我会一次煮很多的辣椒粉,素食汤,意大利式实心面条,和其它的食物,并将吃剩下的食物当午餐或晚餐吃(有时这可以是好几次午餐和晚餐)。 8. 一次做所有的跑腿工作。这和上面工作部分的批量处理的道理是一样的(这和前面的建议以及后面的建议是一致的)。把所有需要跑腿的工作项目列入你一周的跑腿工作清单中,并且在一天中专门做这事。计划路线,以便能尽量少开车,并且快速做完这些事情。相比于做多趟跑腿工作,这个方法也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9.在网上办理银行业务,并且一次做完。我喜欢每周甚至每两周做一次这样的银行业务…我先将所有需要支付的账单准备好(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设置成我通过银行的账单支付系统自动进行支付),然后再和网上的银行报表对帐,支付账单,检查我的自动储蓄转帐,等等。 10. 一次性大扫除。尽管我喜欢随时整理来保持事物整洁,但总是会有清扫,擦拭,和清洁浴室这样的事情要做。一次性大扫除来做所有这些事情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们全家的每个人会负责家里的不同部分,然后尽快一次性清理完毕。这样的事情我们用30到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这样一天中其他剩余的时间就可以放松了。哈哈! 11.l立即做锻炼。如果你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做锻炼但是又想保持体型,那你可以试试分组重力训练。但是要让锻炼密集,尽量在固定的短时间内作更多的组次。例如,做引体向上,举重,重力下蹲(每一种训练分别做5个,10个和15个)…在十分钟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做(如果觉得没问题可以做20分钟时间)。不同的锻炼要找到自己合适的组次,或者你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方法来把不同的锻炼综合在一起挑战一下自己。不要在一开始就做太密集的训练——如果你还只是一个新手,就先尝试少一点的组次,但不要做得太快。 12.制作一个大号日历。我的家庭成员的日常事务都通过贴在冰箱上的一个大号日历组织起来(我也刻意地与我们的大日历保持一致,因为我喜欢这种大日历)。所有的事情都会列在我们的日历上:派对,会议,学校事件,足球比赛,音乐课,生日,志愿日,以及其它的事情。这就保证我们自己不会把个人的日程排得太挤,而且我们会尽量和各自的日程保持一致,那样我们就不会错过那些列在大日历上的约定和事件了。这样的大号日历也节省了时间,因为我们不必再为了统一行动而查看各自不同的日程安排了。 13. 请一位保姆或者和人交换着照顾婴儿。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时间来做事情的家长,那么就雇佣一个保姆,这样你就可以有时间来做事了。或者和其他人替换着照顾婴儿。我的姐姐和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们替她照顾孩子一段时间,然后她再在另一段时间内替我们照顾小孩。这很好,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做事情,而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一块玩。 14.考虑雇佣一个人。有时雇佣一个人来做事情可能更好,特别是如果你的时间比你支付给那个人的佣金更值钱。例如,如果我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需要我花五个小时的时间来做保养(相当大的庭院),那我就可以选择支付佣金雇个人来做,因为我可以在五个小时内通过工作赚更多的钱。其它一些你可以雇佣他人来做的事情是:其他家庭维持工程,洗车,跑腿或洗衣,报税等…只要是你自己来做不是成本有效的事情。 转载自:佳人 我也要设置个断网时间。 从下周一开始把。 晚上7点半到10点半,用来看书和写字,诸位监督。 民营物流企业之殇 陈平创建星晨新启非宅急送时代50岁知天命,有的人选择提前退休,有的人却从头开始。 2009年,陈平也刚好50岁。在沉寂三个月后,陈平选择离开一手创办、苦心经营15年的宅急送,重新开启快递事业。“新公司叫星晨,新的成品的谐音,春节后就成立。”1月8日下午,陈平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称。 作为宅急送的创始人,陈平不愿直接谈论离开宅急送的原因,但他坦陈,“家族企业有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法把企业做成现代化的上市公司。” 面对外资不断对国内物流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从去年就打响的外资价格战,国内物流企业命运显得很叵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戴定一指出,民营物流企业大多是家族企业,在发展的新阶段陈平的困惑有相当的共性。 “陈·宅”时代终止 2008年9月底,坊间传闻宅急送总裁易主,时任宅急送总裁的陈平仅在电话里确认自己休假。一个月后,宅急送发布声明称,陈平因身体原因开始“休息”,时任常务副总裁的陈平大哥陈显宝开始主持工作。最终,陈平没有如约回到宅急送。 2009年1月4日,陈平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给宅急送全体干部员工的一封公开信”,宣布自己将离开宅急送。在信中,陈平的解释是“当华平突然终止投资后,我请求董事会给予资金支持以保住改革成果。资金是注入了,但我却被多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陈平所言的多重压力,有一点与其提出转型扩张却导致长达一年多的亏损有关。2007年,为提高宅急送的竞争力及市场规模,陈平不顾公司其他管理层反对,决定推进由项目物流为主向小件物流转移的战略转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宅急送在全国建网点近3000个,新增300辆地面物流班车,新包租航空线路200多条,新招小件操作人员6000多名。 宅急送内部员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陈平此次不计成本的扩张,加剧了规模和收入的失衡。2007年宅急送人数为9000多人,到了2008年9月,员工总数已达21000多,而2008年的营业收入仅比2007年增加7%,远远低于过去十几年一直保持的40%以上的增幅。 知情人士透露,宅急送2008年的营收是13亿元,该数据与2007年营收43亿的顺丰已存在很大差距。而且,“(宅急送)从2007年10月便一直亏损,直至2008年12月才扭亏。” 一年多的亏损压力煎熬着陈平。评价转型失败的言论远多于支持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来我始终处在家族、同学、战友等复杂多变的漩涡中,其中的难言之苦和心力交瘁,只有我自己独自在承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平多次在“家族分歧”的话题上停顿下来。他坦陈,对宅急送发展战略上的分歧只是他选择离开的表面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深感受困于家族企业的公司体制。“与其闹得大家不合,落下独尊的罪名,还不如两手空空独自而去。” 不过,在宅急送第一执行副总裁熊星明看来,陈平离开主要是与其他董事对公司战略方向和发展步奏的看法不一致造成的。宅急送的董事、也是陈平的二哥陈东升在2008年8月份的一次经营会议上指出,金融危机将会影响实体经济,公司必须进行战略调整,稳健过冬。其他高管也认为公司需要更稳健和现实的发展,这与陈平的扩张思维产生分歧。 熊星明透露,董事会曾挽留陈平,但其去意已决,因此双方好言好散。“我们希望今后两家公司能融洽相处、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陈平的离去,并没有引起宅急送过大的反应。1月9日,宅急送总部所在的兆维大厦11层一切平静。熊星明向记者证实,宅急送方面已经接受了陈平的退出请求,双方还签署了股权转让的文件,宅急送将出资购买陈平所持有的所有宅急送股权。 至此,宅急送终结了陈平时代。 “星晨”启程 离开宅急送的陈平,并未放弃快递业,在经济萧条之际,他选择投入全部身家重新创业。 新公司取名“星晨急便”,注册资本300万,其中陈平占51%股份,其他两位出资人和公司管理层则占了49%。“现在公司总投资3500万,其中大部分是我的钱,我把全部身家都放进来了。” 陈平表示,虽然仍旧涉足快递领域,但星晨急便的经营重点是30公斤以下的小件业务,主攻社会零散生意,与宅急送相比“在经营范围上存在一定交叉,但方向不太一样,将来也不会形成太大的竞争”。 同时,陈平向记者透露,新公司将在春节后成立,以北京为总部,然后围绕北京、上海、广州等11个城市分层次铺设1000个网络,部分网络将通过加盟形式铺设的。 不过,由于经济形势不佳,加之逆势中快递行业激战更酣,外界不免质疑陈平的创业时机是否恰当。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黎明介绍,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在第四季度开始陡然下行,去年9月份以后,物流业务明显下滑,部分业务和局部地区出现负增长。 另外,外资快递已经拥有了国际快递80%的市场份额,而国内快递市场的激战更酣。以联邦快递为例,其通过并购大田国内快递涉足国内快递市场后,2008年前后三度降价,抢占国内快递市场份额。虽然联邦快递成为跨国快递企业首个被罚对象,但小额的罚金与高额的受益相比,并不能阻止其他外资快递寻求相同的路径,伺机进入国内快递市场。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联邦快递中国公司2007年的营收近25亿,已成功晋级中国物流企业50强。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营收甚至是宅急送的两倍,与民营快递巨头顺丰营收差距仅为十几亿元。 在行业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不少民营快递企业也顺势调整规模和发展节奏,其中包括顺丰和宅急送。但陈平认为,对于新公司来说,经济形势的冲击有限,反而可能会在其他企业收缩之际空出机会,“何况目前小件业务的市场远未饱和”。 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1月12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获悉,2008年全国邮政业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407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07亿元,同比增长18.8%,快递业的增长势头依旧强劲。 戴定一建议,解决民营物流企业公司普遍存在的治理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提升信息建设。以信息来管理和监控公司,通过透明的信息掌控下级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同时给予有限决策权解决企业活力问题。 转载自:CV 陈平还是相信他的战略是正确的。现在只不过是缩小战圈。现在的宅急送的战略是啥?? January 14 地方财政的紧日子引 言 无疑,今年的财政形势将非常紧张。日前的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长谢旭人已经明确发出了危机信号。 在全球金融冬天之中拉动内需,各国中央政府都需要出手阔绰。但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因为土地市场萧条和制造业寒潮,已经到了挤不出多少汁水的境地。 这样的形势下,最近的几项财税改革,都将对地方财政造成更大压力。 事不能不办,办事靠花钱。在许多乡镇财政困窘、地方政府以出卖土地补窟窿的现实背景下,事权与财权的不均衡,使财税改革既是破局的必须,又容易触发矛盾。做大蛋糕的开征新税自是上优之选,已有税种的挖潜也在自觉进行。只是,在刺激经济的需求下,减税与增税的衡量,实在是一道两难的谜题。事权的上下级调整,也只能举轻若重。 地方财政的出路,只能在压力下继续搜寻。 财税改革难得皆大欢喜 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权应改为由中央和省、县根据财力分级承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陶卫华、实习生芦 北京报道 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初有言:这一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2009年伊始,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财政收支更显趋紧。严峻局势之下,中央政策指向拉动内需、刺激经济。财税杠杆在其中举足轻重。2008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税改政策围绕这一目标推出。 首当其冲的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另一项重要政策是列入财政部2009年日程的资源税改革。此外,有专家称土地出让金“费改税”也正在讨论酝酿当中…… 这些政策,必将带来新一轮中央地方财税体系的变化调整,而其要解决的问题、改革的内容,在整体经济低迷的环境中也更棘手。 增值税转型忧乐 2009年1月1日,增值税转型改革正式实施。 甘肃某地地税局职工张宁以复杂的心情迎接这一改革的到来。 从国家层面而言,全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针对第二产业的机器设备实施税前抵扣,预计可为企业减轻税负1200亿元。但这对地方财政而言,意味着大笔减收。 张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增值税转型牵涉到原本属于地税征收的主体税种营业税,其中的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房地产等主要营业税大头,都将并入增值税范围。 “这意味着地税局的主体税种营业税税额根基动摇了,相当于一多半没有了。”他对中央改革最新动向观望的同时,不乏对地税前景的担心。 增值税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税基的调整。张宁所在的甘肃省目前起征点定在2000元/月。但其他不少省份营业税起征点标准已大幅提高,如北京、上海、江苏及浙江都早已按照国家最高标准5000元的起点征收。 “标准再调整,又拿掉一笔,地税还剩下啥?”他语气有些激动,“现在就看增值税转型是否全面彻底。” 按照财政部的改革部署,增值税改革已经列入2009年工作重点。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把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全部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目标直指“减税减负”,其实施进程全面影响到未来几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 甘肃省国税系统人士透露,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仅固定资产抵扣一项,全省预测将因此减少2到3个亿,2008年甘肃的增值税收入达到22个亿。但这位人士提出,从长远上看,该项政策会带动当地企业扩大再生产,“实际上相当于推迟实现”。 增值税改革早于2004年已经在酝酿提出,但一直是“但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进展缓慢的原因在于减税带来的地方压力。此次加快改革步伐,被外界评论为经济增速下滑创造的良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增值税转型等新一轮税制改革措施,都是积极财政政策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扩张总量的同时优化结构,也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安体富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种,大概占到整个税收的35%左右,它的转型会减少税收1200多亿,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避免了对固定资产的重复性征税,这有利于我国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也能刺激投资,和宏观调控相一致,也与当前形势相适应。 “中央掌握得更加主动了” 2009年,持续高速攀升的中国财政收入面临明显的拐点。这一趋势在2008年下半年已日益显露。 1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预计,2008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总体增长较快,可以突破6万亿元,增长19%左右,但增幅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8年全国前11个月税收情况也反映,总体税收保持了较快增长,完成52000.75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20.2%,但下半年增长却明显乏力,增速比2007年回落了14.4个百分点。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王远鸿判断,2009年财政收入难以保持近年的高增长势头,增幅将明显低于2008年。尽管今年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但由于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回落,财政支出增幅将被迫低于2008年。 除了经济大环境,减税是财政收入下行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央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下半年实施的一系列减免税费政策将继续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即为这一背景下出台的重大方案。 “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减税的重点除了增值税转型,还有适度放松房地产相关税收。目前呼声很高的调整个税起征点,也将在考虑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后实施。与1233亿减税相配套,可以有一定增税的安排。”贾康分析说。 他向《瞭望东方周刊》提出,最值得鼓励的是资源税的重大调整,这项政策虽然是加大税负,但将带来资源产品、初级产品价格上扬,能促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而不是挥霍粗放地使用资源。 财政部长谢旭人对这一改革予以肯定。他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在2008年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的基础上,2009年将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在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方面,除推进增值税、燃油税改革外,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计征方式,改变部分应税品目的计税依据。 此外,财政部还将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并研究环境税及相关税种的改革方案。 这些改革方案,将在不同层面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变化,地税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 地方税务系统人士分析,增值税转型虽然中央税收减少是大头,但地方也要承担一部分后果;而资源税改革能给地方带来的增收有限,所以税收总量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 对此安体富认为,最近几年,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增长都比较快,增值税、燃油税等改革虽然会对地方的财政带来一定影响,但并不会太大。 “不能说改革对地方税收有直接的影响,只是中央掌握得更加主动了。”社科院财贸所财政与税收研究室副主任杨志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地税人员的感受印证着这一局势,新一轮税收改革中地税日益弱化的趋势将更加凸显。
从化缘到分家 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走低。专家指出,目前中央政府取得全国税收收入的60%,地方占40%;而中央财政支出占30%,地方财政支出则占70%。这导致了地方财力和事权严重不相匹配。 这和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状况恰恰相反。那时候,中央政府财力面临前所未有的透支弱势局面,各项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的事,每次总数大约都是二三十亿元。 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官当得窘迫。1991年财政会议做下一年度财政预算,窟窿巨大。王丙乾出于无奈,要各省作“贡献”,财政会议变成了“化缘”会。 一些财政厅厅长对王丙乾说:“跟我要钱,我可没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财政部长当面“反目”。“很多年过去了,我还在为王部长难过,那时期财长非常可怜。”一位财政部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说。 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囊中羞涩的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向前任部长王丙乾开玩笑:“你还有大褂穿,到我只剩下背心了。” 刘仲藜感叹,“不改革走不下去了!” 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环境,客观上要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税改革。1993年,中央做出决定,推行了以分税制为主的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由此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 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配”的原则,分税制改革通过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搭建了中央主导的新型税收体系。 这一税收体系的直接成果是中央财政飞速增长。从1993年的3500亿,到2007年的62000亿,中央财政收入14年间扩大了17倍。 1998年以后,中央财政实力已经非常雄厚,财税改革重点转向财政支出,以建立中国的公共财政框架。财政支出的主要形式转移支付在14年中逐年递增,从1993年的450亿增加到至今的1.4万亿到1.5万亿。同时,2002年以后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两税变成共享税,也再次厘清了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分配关系。 不能只顾本级财政过好日子 15年后,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矛盾集中体现在事权与财力的不平衡上。安体富指出,目前的状况是政府财政越到下面困难越大,突出表现在县乡一级的财政困难比较大。 这一问题也成为1月5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焦点。会上,谢旭人明确提出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县乡一级的财政困难,是分税制改革以来矛盾最突出的地方。贾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是1994年之后省以下体制在分税制方向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依照讨价还价的分成与包干模式处理四个层级的关系,使得地方高端层级上提财权、下压事权的空间很大,省以下转移支付也做不实。 为解决这一问题,谢旭人表示,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2009年中国将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方式则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 安体富教授建议,公共服务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领域。现在这些事权按照隶属关系,多由县乡一级负责,但其财力通常比较紧张。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事权应做些调整,应改为由中央和省、县根据财力分级承担。另一种方法是多给地方政府划分相应财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认为,财政体制应尽快从现行的“层级财政”向“辖区财政”转变,建立辖区财政责任机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 他主张建立辖区财政责任机制,使得每一级财政都应负有对辖区范围内各级财政平衡的责任。“不能只是本级过好日子就行了。这就是财力和事权相匹配,事权下移,财力也得下移。” 压力下的强县财政 以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税种,现在却需要淘出油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冉 北京报道 在2008年最后一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中,山东省平度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没能迎接新年的喜悦。挂牌的18宗土地以成交4宗收场,录得土地出让金2000多万元。 “18宗都是工业用地,总起拍价不过8100多万元。同样的地块在2007年可以拍到76万元/亩,这次降到55万元/亩还无人问津,结果确实不理想。”储备中心工作人员李锡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平度市是青岛市下辖的县级市,名列2008年全国百强县(市)第34位。 “平度最近几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即便是受到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的2008年,同比也实现了20.3%的增长,完成地方财政收入7.15亿元,仅比预算少收入500万元。”平度市财政局副局长李学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工业用地拍卖不理想仅仅是一个方面,房产开发用地拍卖情况更不理想。受增值税转型改革、燃油税实施、制造业寒潮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已将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调低为12%,比2008年度低了8.3个百分点。同时,我们又要拉动内需、保障民生,今年无疑承受巨大压力。”李学锋说。 一只被合力挤压的柠檬 2008年9月,一场由平度市政府主办、青岛市民营经济研究会等机构承办的房地产交易博览会开始在当地房产开发商中宣传造势。承办方提供的材料显示,展览期为10月18至21日,国际标准展位6000元/个,光地500元/平方米,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25日。 然而到了10月18日,这场博览会却没能如期开幕。“因为直到截止日期只有3家开发商报名参展,而且没有新楼盘推出,如果勉强举办非但不能收回成本,还会影响企业形象。”承办方之一、青岛博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朱艳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整个2008年房产市场观望的气氛都非常浓厚,平度自然也不例外,有关房产开发的土地拍卖几乎全部流拍,这种局面我认为会延续到今年上半年,下半年可望在刚性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回暖。”平度市财政局副局长李学锋说。 “国土部门短时间内还没有房产用地的拍卖计划,既然国内国际专家都认为今年将更加困难,平度的房地产市场下半年能不能回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李锡俊说。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2008年平度房地产业对当地税收的贡献还差强人意。“房产税大约有5000多万元。但是,这是在吃存粮。2008年实现的税收都是2007年甚至以前的项目创造出来的。”平度市地税局信息管理科科长李瑞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企业界的寒潮尚没有房地产市场浓重。平度市的内资企业没有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大批倒闭,以韩资为主的外资企业也没有像青岛的胶州、城阳等地的韩资企业那样纷纷出逃。“很多韩资企业项目落地时土地是直接购买而不是租赁的,这显然是在做长期打算。”李学锋说。 但是,在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电子、橡胶等产业,停产甚至出逃的事情并不鲜见。“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被平度一家很著名的韩资电子公司给拖累了,由于韩国老板‘连夜出逃’,他的40多万元工程款至今没有着落。”李瑞建说。 金融危机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最终很现实地反映在税收上。“仅营业税一项,地税部门就减少5000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国税部门受到的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实实在在影响到了盘子只有7亿多的地方财政。” 青岛星辰机床有限公司的情形,能够部分地说明企业经营下滑对地方财政的侵蚀。“这家公司2007年销售收入为1500万元,利润为500万元,2008年的利润连100万元都不到,直接减少税收100多万元。”平度市地税局大泽山税务所所长张培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星辰机床总经理王风林向本刊记者坦言,公司2008年业绩比2007年剧烈下滑,眼下到农历年底没有了订单。2009年的状况恐怕会更糟糕。 “本来以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们这样的企业是个利好,企业购买的机床可以直接抵扣增值税,但直到今天经营上并没有一点起色,地方政府帮忙解决资金的措施对我们而言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不像房地产公司那么缺资金,而是缺市场需求。” 王风林提到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使平度市2009年总体减少增值税收入1亿余元,国税的减收是大头,但地方也要承担1/4的损失,即2500万元。 眼下这个强县的财政状况像是被许多根手指合力挤压的柠檬。 “在诸多不利因素下,我们只有将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调低。”李学锋说。 蚂蚁搏象的历史使命 1月4日,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青岛市、平度市三方参加的平蓝铁路预可研座谈会在平度举行。“平蓝铁路项目如果能顺利实施,将在胶东半岛区域内连接德龙烟铁路与胶济铁路,使山东半岛与京津冀苏沪地区联系更为紧密,还将带动约34亿元投资。”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守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这仅仅是平度市230亿元拉动内需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庞大的数字,对于这个财政收入7亿元上下的县级市来说,似乎有蚂蚁搏象之嫌,却是在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的历史使命。 “我们通过把握宏观产业政策,已经初步筛选了33个投资过5000万元的项目,这些项目总投资约为60亿元;同时在争取国家支持,促进国家级项目落地或赢得资金额度。”王守太说。 目前,平度市24万亩大型商品粮基地已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专项资金由原来的3370万元追加到4006万元,占整个青岛市商品粮建设项目总投资的50%以上;另外还有农村公路改造工程、节水灌溉等5个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或青岛市发改委批复,总投资为5290万元,其中上级下达专项资金3978万元。 该市的同和污水处理厂扩建、看守所迁建等4个项目也已经得到国家发改委的初步确认,拟给予资金补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我们计划争取国家及青岛市专项资金5500万元。”王守太说。 最重头的是10个已上报待批的项目,涉及总投资7.6亿元,平度市拟从上级争取专项资金1.65亿元。其余资金缺口必须由地方设法解决。“其中四条河流的流域环境整治就要投入2亿多元,仅靠地方财力是难以实现的,而保障居民用水安全又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对于今年财政将进一步吃紧的前景,王守太显然已有心理准备。 “这么大的投入依靠地方财政是不现实的,即便十多亿的财政收入全部投入进来,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要做的一是争取上级专项资金,二是出台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帮助企业融资。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 以2008年为例,平度市就曾拨付资金509万元对重点企业进行奖励,安排5000多万元扶持海信空调、光明轮胎,用“一企一策”的办法解决三利源经贸、宏泰铜业等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对企业的扶持,虽然有助于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保持在18%以上,但也免不了增加财政支出的压力。 “值得发扬的办法是通过优化金融环境,缓解企业资金困难,财政部门去年下半年就曾组织8家银行与106家企业签订了近6亿元的贷款协议,使银企实现了双赢。”平度市财政局局长马春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虽然使命重大,保工资仍然是财政支出的首要任务。“我们在2008年首次足额发放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3个月工资,住房公积金补助比例由5%提高到12%,为离退休人员分别按照工资总额的20%和10%增发住房增量补贴。” 这在眼下已殊为不易。 刮锅底 觅财源 在内外境况都不理想的2009年,平度市的地方财政收入目标是1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其中工商税收目标为8.65亿元,增长20%。 与资源相关的税收调整是实现目标的一个途径。这与中央资源税征收加大的动向不谋而合,其实也是拥有资源的地方保障财税收入的必然选择。 “我们在2008年对黄金矿业税收管理进行了新的尝试,改变了过去只考虑黄金产量的做法,将管理环节扩大到采矿、移送、销售和废渣处理,对移送黄金原矿进行资源税管理,对黄金矿石采掘进行采掘工程税收管理,对黄金销售和废渣处理进行所得税管理。”平度市地税局副局长赵立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通过这个办法,试点企业鑫汇金矿在2008年黄金产量比2007年减少12.06%,黄金价格平均降低4.1%的情况下,入库地方各税达2440万元,同比增长14.56%。其中,资源税由185万元增加到267万元,增长44.33%;采掘环节税收由126万元增加到192万元,增长52.38%。 就整个平度市而言,入库地方各税也实现了同比增长10.5%,达到4903万元,资源税同比增长30.1%,采掘环节税收增长38%。 虽然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仍然是从事一切生产的决定性资源。就平度来说,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更大贡献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专项清理行动。 “由于辖区内大理石矿全面禁采,透辉岩矿时常停工,支柱税源严重萎缩,我们从2008年年初就开始考虑用城镇土地使用税来弥补缺口。”平度市地税局大泽山税务所所长张培旭说。 张培旭的想法取得了大泽山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因为取得的税收收入将直接由镇级财政支配,这对于把保障人员工资作为第一要务的乡镇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在国土部门的配合下,税务所很快摸清了辖区厂矿企业和个体业主使用、租赁土地的基本情况,对有异议的进行了重新核定。 “个别公司和个人还给清理工作添了不少麻烦,其中一个石材厂从2004年8月成立以来就一直没缴纳土地使用税,这次让他们足额缴纳税款和滞纳金25万元着实费了不少口舌;一位老人更是手持铁锹要与执法人员拼命,所幸最后做通了工作。”张培旭说。 平度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邓乾玉介绍,今年8月,平度市专门成立了常务副市长牵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专项清理整治领导小组,国土、地税、公安、财政、工商、监察等部门都是一把手亲自参加,清理活动为期两个月。 “本来是不怎么重视的税种,最后却对税收贡献了一亿多元,这也算是危机逼出来的成绩。”平度市地税局信息管理科科长李瑞建说。 卫生纸上的拉税人 完不成六成拉税任务的工作人员,镇办会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卫生纸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河南报道 “谁能拉来税收,谁就是领导的红人。”郑合(化名)说,财政收入是衡量他们工作成绩的最主要标准,完不成财政收入,预备党员都不能转正。 作为郑州市惠济区某办事处的一个科长,郑合今年的“拉税”任务是30万元。比起去年的12万元任务来看,这个任务量增加的幅度可谓惊人。“谁知道他们怎么会增加这么多。”郑合说,惠济区给他们办事处下达的财政任务是2000万。 据郑合介绍,河南惠济区从区政府到各镇、办事处2000多名工作人员,几乎每个人都身负“拉税”任务,甚至连当地中小学校的教师都有。 拉税的红榜白榜 “今年是完了,我的1000元押金看来是没收了。”郑合说,30万元的税收任务,他只完成了十几万。其实,自2003年进入惠济区某办事处工作以来,郑合就背上了“拉税”的任务。 虽然主管税收的书记主任每周开会都会警告没有完成任务的工作人员,但郑合已经无能为力。在办事处的公告栏上,郑合的名字只能写在白纸上被张贴警示。 在增加财政收入这一工作上,惠济区的镇、办事处都采用了“公司化”的管理手段。郑合所在的办事处,早在年初的动员大会上就规定了奖惩方式。除了每个人都要缴纳1000元押金之外,如果完成了某一时间段拉税任务的工作人员,将被用红纸张贴表扬。完成六成以上的,将用白纸警告。达不到六成拉税任务的工作人员,办事处将会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卫生纸上,张榜批评。 虽然由于卫生纸的纸质实在不适合张贴,张榜纸张的颜色后来换成了红色、紫红色和白色,但这一制度确实得到了贯彻。有一段时间,郑合一进办事处办公楼,都会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白纸之上。 但这种奖惩制度并没有奏效,郑合依然完不成他的拉税任务。“哪有那么容易拉。”郑合说,白纸上面的名字总是最多的。 惠济区是郑州市财政收入最低的一个区县。由于其辖区内的市区面积仅有1.5平方公里,其他全属没有税源的郊区农村,惠济区的发展一直落后于郑州其他市区。 “在惠济,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子都能成为关注对象。各机关单位拉点赞助什么的,都会去找他们。没几天,人家厂子就搬家了。”郑合说,惠济区工商业太少,但也正因如此,惠济区的财政收入只能去找这些少之又少的厂家,而厂家受不了太多的“骚扰”就只好搬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抢别人的税还楼债 据了解,惠济区的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左右,不及紧邻的金水区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惠济区2000多人的“拉税大军”,自然而然地瞄上了那些财政收入富足的区县。 据介绍,他们拉税一般都会去找工程项目款。一个1000万的工程项目款,他们能争取到200万来惠济纳税,就是莫大的喜事了。 “其实我们就是在花钱买税。”郑合说,拉来的税收,除去上交给区财政的,本级留存部分,相当大的比例都会以返成的形式,返还给纳税者。 “以营业税为例,本级留存中的30%—40%都会返还给纳税者。”郑合说,他们只能依靠这个来吸引纳税者,这就使得拉税对他们镇、办事处的实际财政收入并无帮助,交足区财政的,返给纳税者的,所剩已经寥寥无几。“我们一天到晚白忙活。”郑合说,即便是他们办事处书记也有拉税的任务,而且任务更重。 面对惠济区猛烈的拉税潮流,其他富裕一些的区县“护税”力度也在增加。 首当其冲的金水区,早已给管辖境内建筑商的开发公司下了死命令,让开发公司只要本区的税票,在别的区办的税票开发公司不承认,直接从源头堵住了工程款税收的流失。 正在大建中的郑东新区,也早就对“拉税”现象做了预防,并为此专门下发了相关文件。相关责任人在文件下发通气会上甚至直接点名惠济区,“不管企业(主要是建筑企业)总部在哪,凡是在郑东新区的工程,不得去别的区县交税,尤其是惠济区。” 但如此来之不易的税收,在惠济区却并没有用在刀刃上。“估计都拿去还区政府大楼的债务了。”郑合说。 惠济区政府大楼早在几年前就在网络上风靡一时,被网友称为“世界第一区政府”。据报道,为修建这座大楼,惠济区仅贷款就达6亿元。而那时,惠济区因财政吃紧,各级公务员一度发不出工资,有关单位被要求限期集资,并根据职务的不同下达了具体指标。 “好企业都让上面拿走了” 作为中州重镇的郑州市,财政状况要比下辖的惠济区好得多。最近几年郑州市财政收入突飞猛进,从2004年的100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270亿元。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市的GDP占了整个河南省的四分之一。 但2008年郑州的财政收入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这跟金融大环境有关。”郑州市财政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该人士介绍,郑州市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源于郑州市能源产业(火电)、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迅速。“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拥有支柱产业的郑州市的税收每年增长四五十亿没问题。”该人士说。 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制造业的低迷,煤炭等能源价格的下滑,持续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不复存在。根据财政局的资料,郑州3月、6月、9月、12月全市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幅逐季大幅回落。 今年郑州地方财政收入的计算口径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纳入地方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金被剥离了出去。据上述郑州市财政局人士介绍,今年郑州市的土地收入大幅下降已成事实。 2008年郑州市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增幅明显高于收入增幅。高支出自然需要较高幅度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但效益相对稳定的国有企业,其税收一般落不到地方财政的头上。“市县一级的国企早已都卖了,目前,纯粹的国有企业在市县早已不存在了。”上述郑州市财政局人士说,2009年郑州市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已是定局。 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同时,以减税和增支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却又促使财政支出增幅进一步上升。 2008年底中央追加的1000亿投资中,郑州市获得了10亿元中央投资资金,地方需要的配套资金尚未最终算清。据郑州市财政局透露,2009年郑州市财政将在原预算上安排新增资金20亿元,拉动内需。 “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对口支援四川江油市灾后恢复重建等都需要加大投入力度,财政收支矛盾将非常突出。过紧日子的时候到了。”财政局一名工作人员称。 “全力配合”背后 无论是郑州市还是整个河南省,在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大环境下,对争取中央资金都有极大的热情。“即便是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不也是在努力争取嘛。”上述郑州市财政局人士说。 但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河南铆足了劲向中央表决心,要资金。但政府带动1万亿的社会投资,存在一定困难。”2007年,河南全省一般预算收入完成861.5亿元,加上中央补助等全省收入总计1935亿元。按照北京和上海的模式,以1500亿带动1万亿,河南财政投入的压力可见一斑。 而河南省并不因此泄气。“我们会全力配合中央的投资,省财政会先保配套,其他事情量力而行。”河南省财政厅办公室郭鸿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没有哪个地方愿意放手中央的资金,河南自然也不例外。 “一个普遍的情况是,现在的地方政府只有两个概念,一是全力争取中央资金,二是尽力争取银行贷款。”在谈及地方投资时,一位银行高管如是说。在相当部分地方官员看来,每一次费改税,都意味着中央财权的加强和地方财权的流失,争取中央项目资金自然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全国各地方财政无一例外地都在全力争取中央资金。而此时,中央财政收入增速开始出现了逐步下滑的态势,财政支出增速却在大幅上升,中央对财权的需求难以 消减。 从惠济区到郑州市到河南省,压力的传导仍将继续。 分家以后的紧日子 分税之初,地税有一句笑话:参加工作是农转非,现在成了非转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冉 山东平度报道 2008年,张培旭与辖区两个镇党委政府的关系升温。 “我们税务部门帮助这两个镇直接增加了200多万元财政收入,这在保工资为第一要务的现阶段,实在是雪中送炭之举。” 张培旭是山东省平度市地税局大泽山税务所所长,负责大泽山镇和长乐镇的地方税收。由于平度市在2008年对大理石矿全面禁采,使乡镇财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平度市此举是为了打造旅游品牌,在已经得到国家发改委初步确认的项目中,该市天柱山风景区摩崖石刻保护项目涉及总投资800多万元,将争取国家补助资金100万元,项目可研报告已由山东省工程咨询院编制完毕。 鉴于上述情况,想继续从事石材加工的企业便通过外购原材料的办法维持生产,“但这样一来支柱税源严重萎缩,我们情急之下想到了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个税种一直不受重视,企业拖欠情况也比较严重,通过检查269户纳税人,竟然清理入库税收212万元,比2007年增加了70%。”张培旭说。 这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税务困窘图存过程的一个缩影。作为这个历程的亲历者,张培旭颇有今昔之感。 税收分家“非转农” 1993年末,在中央财政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国务院正式决定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的3/4由中央征收。事关中央地方利益分配,当时的财政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后来撰文坦言:改革元年如履薄冰。 当时的张培旭已经在税务部门工作了7年。1987年中专毕业作为“香饽饽”放在平度市的经济重镇锻炼,7年后他对分税制实施前的工作流程已经驾轻就熟。 “分税制的实施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影响就是担心未来的去向,普通职工都想去国税,因为它是垂直管理,不用担心工资福利待遇,而继续受地方政府管理的地税则有很多变数,如果地方财政状况不理想,工资能否足额发放都会成问题。”张培旭说。 事实上,1994年的税务局分家是不够民主的,局领导直接通过全体大会公布人员去向,并没有当下任用干部的谈话过程。“当时的一二三把手全都去了国税,我们计征科有4个人进了国税,2个人进了地税,总量是300多人进国税,150多人进了地税。” 国务院急于改善中央财政状况的想法也在人员分配上体现。“当时新成立的地税局是调了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任局长,原税务局的工会主席任副局长,队伍的人员数量和专业程度都与国税有一些差距。” “当时地税有一句玩笑话:参加工作是农转非,现在成了非转农。”张培旭说。 不再“物以稀为贵”的张培旭,也成了“非转农”的一员。 地方份额日益缩小 1993年,平度市税收收入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地方财政达到了相对宽松的顶点,也是分水岭。 “分税制实施以后,主要税收增值税的大头被中央拿走,虽然地方财政收入也不断增加,但支出增加的速度好像更快,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财政状况一直吃紧。”平度市财政局副局长李学锋说。 就张培旭的工作而言,进入地税确实印证了他当初的担心。受地方财政状况影响,工资经常不能足额发放。“新增的工资,地税在1995、1996、1997三年都没能补齐,而同期的国税当年就实现了足额发放。” 这种状况在1998年得到了改变,地税部门开始由省级税务机关垂直管理。由于青岛是计划单列市,平度地税局实现了由青岛地税局的垂直管理,从此再没有为工资福利待遇的事情担心过。 “国家这样做应该是为了方便税收执法而采取的举措,当时的地税局由于受地方政府领导,来自地方的干预就会多一些,尤其在财政收入不理想的年份,就会要求地税部门通过调库、向企业预收等手段进行应对。”张培旭说。 地税部门的问题虽然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收支困难却每况愈下。接下来的2002年,中央要求对本属于地方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进行中央和地方四六分成,并规定新开办企业的所得税在国税缴纳;随后的几年间,又陆续将所得税调整为五五分成、六四分成,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新开办企业在国税缴纳所得税对地方税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政策使地税的税源处在陈旧、萎缩的状态,尤其在近几年企业改制、合资、合并比较频繁的时期,税源萎缩的态势就愈加明显。”平度市地税局办公室秘书胡晓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3年,青岛要求建筑业税收上缴20%,地方政府留存80%;今年燃油税的实施,实质上是将本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划归了中央,这些措施无疑会进一步削弱地方财力。” 对此,平度市财政局局长马春林坦陈,财政收支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部分经济薄弱的乡镇财政运行比较困难。 “现在的局面是,乡镇一级财政的压力在逐步加大。为缓解市级财政收入压力,平度市把原本市属的绝大多数企业划归街道办、乡镇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的就可以保证正常财政收支,否则就要扣减财政收入。但乡镇的财政支出却是刚性的。”张培旭说。 “中央或许意识到了这种态势,开始从今年作出了一些调整,规定缴纳营业税的企业,所得税在地税上缴;缴纳增值税的企业,所得税在国税上缴。如果物业税、环境税等能尽快开征,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应该有不小的帮助。”张培旭说。 国税地税摩擦 从诞生之日起,国税局和地税局就在同一辖区执行同一种业务。为了完成各自部门的征收任务,摩擦在所难免。 “拿今年的调整来说,就面临一些企业既交营业税又交增值税的矛盾。青岛市考虑到这个问题已经做出规定,根据经营范围的第一项确定国税还是地税征收。这些规定对于海尔、海信这样的大企业来说,该如何缴税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对于中小型企业就比较复杂,需要通过正常程序变更缴纳部门。”张培旭说。 在征收城建税方面,张培旭的感受更深。这是青岛国税和地税协调多年也没有理顺的事情。“城建税是征收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三者之和的7%,但地税部门目前根本无法及时获得某个企业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缴纳情况,因为国税和地税两个部门没能实现信息共享,造成这一税种无法及时足额征收。” “运费征税也存在一些问题。目前的做法是企业凭地税部门的运输发票到国税部门认证,然后抵扣增值税。我个人的意见是直接在国税部门完成征收。” 不仅限于业务,在方便纳税人方面,国税和地税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现在实现了网上申报,但企业因购买发票或其他事宜仍要经常到税务部门。因为国税和地税的工作地点没在一处,纳税人往往要费很多周折。比如新河镇的企业办理地税业务要去灰埠镇,而办理国税业务则要去30里之外的张舍镇。”张培旭说。 凡此种种,张培旭认为未来国税和地税应该走合并之路。“现在相关法规已经非常健全,征收手段也很现代化,合并在一起可以给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但要面临人员安置的巨大难题。” 无论未来的趋向如何,国税正处在越来越优越的位置是个事实,负责的税种相对地税税种的征收辛苦程度、工作成本都要好很多。数据显示,平度市国税局2008年12月10日就提前完成了全年征收任务,实现税收10亿余元。比之地税局到月底堪堪完成的6亿元税收,继续处在强势地位。 转载自:新华网 关键时刻,中央集权,统一调控,共度难关。 郎咸平:4万亿应该怎么用我们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但是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 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原先的目的是希望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一个月之后全改了,因为太复杂。那么我们一开始的4万亿基本上投资在基础建设,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手段也要像美国政府一样,要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4万亿的方案出来后,股价涨到接近2000点,我们发现涨的全是钢铁、水泥、大型机械、大型国有企业等等,它的股价涨了,因此拉动大盘到2000多点。那么,生产民生必需用品、消费品等等的民营企业的股价涨了没有?没涨。也就是说,又是这些占经济总量20%-30%的部门拉动这次股指到2000点,股价的走势充分反映了二元经济现象,也就是说4万亿投下去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源从民营经济大量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从而形成公共部门是过热的,民营经济是过冷的。 那么,4万亿应该怎么用?我认为4万亿应该用在刀刃上,也就是将4万亿的资源透过政府的力量,用在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上去。我从来不否认修桥铺路可以增加建筑工人的就业量,可以提升某些行业。可是请注意,真正占90%雇佣量的是占据我们经济总量70%的民营经济,而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呢,确实也需要雇人,可是你雇的人数再多,也远远比不上民营经济。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还是比较旺盛的,大概占了整个GDP的60%,那个时候投资基建所创造的效益是非常高的。到了今天,和1990年代相比,为了创造同样的效益,今天的基础投资必须是3倍于当时,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做得太多了。基础建设这种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已经高到56%了,太高了,消费极度压缩到30%左右,而且我担心会持续下滑。如果这个社会的消费持续下滑,怎么撑得起我们的民营经济?而且我们整个民营经济,我们整个国家的产能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消费只占30%左右,那么另外一半就产能过剩了,这部分过去是靠出口,由于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我们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4万亿要如何用在刀刃上呢,就是要要拿4万亿来作提振消费之用。而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什么叫提振供给叫呢?拿更多的钱,让我们的民营制造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希望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而他们赚更多的钱之后,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而员工拿到更多的薪水,更富裕的时候他才敢去花钱。我们今天不是需要不足的问题,是老百姓太贫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消费非常少,因为你没有钱,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最近很多人又被股市套牢了,更没有钱了,怎么消费呢?所以今天替老百姓创造财富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创造财财富呢?就是透过政府的力量,拿着4万亿去帮助民营企业赚更多的利润,而企业赚更多的利润之后,他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那员工才会去消费,然后企业能赚更多的钱。企业赚更多的钱之后,他才会去做转投资,而转投资之后,就会成熟效果。比如说投资1块钱,大概可以赠到7块到10块钱的投资效益。然后赚更多的钱聘用更多的劳工,然后赚更多的钱,形成一个滚雪球的现象。 那如果投资在基础建设,那就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说建一条高速公路,聘请一堆人来建设公路,建完了呢?失业,怎么办呢?再建第二条,再让他们就业,如果第二条高速公路又建完怎么办呢?再失业。那回头来干吗呢?再拆掉第一条高速公路再就业,拆完之后又失业了,怎么办呢?再拆第二条高速公路,再就业。因为拆高速公路也需要人,你建高速公路也好,拆高速公路也好,都是GDP在增加。不是说你把高速公路拆了以后GDP就减少。你只要拆了高速公路,你的GDP就增加一条高速公路的GDP,你建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一条调整公路的GDP,所以你最好建一条拆一条,建一条拆一条,你可以永远增加就业量。可是你不觉的有点荒谬吗?所以今天不要简单的讲说,提振内需,需求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时刻,由供给创造需求才是一个新的思路。 转载自: 郎咸平博客 企业家为啥能赚更多的钱????? 有这个需求吗? 以前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与国外。现在国外缩减了,国内人们也捂住口袋过日子。 郎咸平:4万亿应该怎么用我们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但是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 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原先的目的是希望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一个月之后全改了,因为太复杂。那么我们一开始的4万亿基本上投资在基础建设,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手段也要像美国政府一样,要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4万亿的方案出来后,股价涨到接近2000点,我们发现涨的全是钢铁、水泥、大型机械、大型国有企业等等,它的股价涨了,因此拉动大盘到2000多点。那么,生产民生必需用品、消费品等等的民营企业的股价涨了没有?没涨。也就是说,又是这些占经济总量20%-30%的部门拉动这次股指到2000点,股价的走势充分反映了二元经济现象,也就是说4万亿投下去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源从民营经济大量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从而形成公共部门是过热的,民营经济是过冷的。 那么,4万亿应该怎么用?我认为4万亿应该用在刀刃上,也就是将4万亿的资源透过政府的力量,用在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上去。我从来不否认修桥铺路可以增加建筑工人的就业量,可以提升某些行业。可是请注意,真正占90%雇佣量的是占据我们经济总量70%的民营经济,而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呢,确实也需要雇人,可是你雇的人数再多,也远远比不上民营经济。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还是比较旺盛的,大概占了整个GDP的60%,那个时候投资基建所创造的效益是非常高的。到了今天,和1990年代相比,为了创造同样的效益,今天的基础投资必须是3倍于当时,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做得太多了。基础建设这种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已经高到56%了,太高了,消费极度压缩到30%左右,而且我担心会持续下滑。如果这个社会的消费持续下滑,怎么撑得起我们的民营经济?而且我们整个民营经济,我们整个国家的产能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消费只占30%左右,那么另外一半就产能过剩了,这部分过去是靠出口,由于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我们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4万亿要如何用在刀刃上呢,就是要要拿4万亿来作提振消费之用。而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什么叫提振供给叫呢?拿更多的钱,让我们的民营制造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希望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而他们赚更多的钱之后,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而员工拿到更多的薪水,更富裕的时候他才敢去花钱。我们今天不是需要不足的问题,是老百姓太贫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消费非常少,因为你没有钱,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最近很多人又被股市套牢了,更没有钱了,怎么消费呢?所以今天替老百姓创造财富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创造财财富呢?就是透过政府的力量,拿着4万亿去帮助民营企业赚更多的利润,而企业赚更多的利润之后,他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那员工才会去消费,然后企业能赚更多的钱。企业赚更多的钱之后,他才会去做转投资,而转投资之后,就会成熟效果。比如说投资1块钱,大概可以赠到7块到10块钱的投资效益。然后赚更多的钱聘用更多的劳工,然后赚更多的钱,形成一个滚雪球的现象。 那如果投资在基础建设,那就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说建一条高速公路,聘请一堆人来建设公路,建完了呢?失业,怎么办呢?再建第二条,再让他们就业,如果第二条高速公路又建完怎么办呢?再失业。那回头来干吗呢?再拆掉第一条高速公路再就业,拆完之后又失业了,怎么办呢?再拆第二条高速公路,再就业。因为拆高速公路也需要人,你建高速公路也好,拆高速公路也好,都是GDP在增加。不是说你把高速公路拆了以后GDP就减少。你只要拆了高速公路,你的GDP就增加一条高速公路的GDP,你建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一条调整公路的GDP,所以你最好建一条拆一条,建一条拆一条,你可以永远增加就业量。可是你不觉的有点荒谬吗?所以今天不要简单的讲说,提振内需,需求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时刻,由供给创造需求才是一个新的思路。 转载自: 郎咸平博客 企业家为啥能赚更多的钱????? 有这个需求吗? 以前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与国外。现在国外缩减了,国内人们也捂住口袋过日子。 January 13 华尔街鲜为人知的一些聘雇程序由于金融危机,华尔街处在解雇潮。据有关部门统计,华尔街被解雇的总人数恐怕已有二十几万人。如果加上与华尔街公司相关的失业人员,总数可能更多。失业当然就面临找工作和再就业的问题。所以,如何应聘是个永恒的话题。然而,华尔街的公司在招聘过程中,也有很多让人好奇的程序,这些程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 华尔街的公司各有自己的文化,招聘过程也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个公司,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部门的招聘程序和方法也有很大不同。除了那些猎头公司以外,人事部门负责人的更替也会使招聘程序发生一定的变化。更主要的,美国的这些公司不象中国的公司那样一窝蜂地相互模仿一些时髦的做法。相反,美国的公司常常以自己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引以为荣。这样的结果,就造就了华尔街公司的多元文化。所以,读者要是询问10个曾经在华尔街供过职的人,对招聘程序来讲肯定是众说纷纭。在这篇短文里,根据很久以前的经历,谈谈在招聘过程中我所经历的一些程序。 媒体流传最多的是那些技术公司,为了寻找与众不同的潜在高手,而创造了一些特殊的测验。这些测验既有笔试也有口试,还有的是具体让你来干一件事,等等。有些事情甚至是大家几乎不可能想到的。例如,大家知道的,可能安排应聘者去刷厕所,观察其行为和效率。还有的更绝,据说过为了检验应聘者对下属的态度,居然CEO假扮成清洁工,而故意制造各种情况来检验应聘者的处理能力。当然,这些可能有一定文学渲染的成份,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也的确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聘者肯定要经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测验,这是毫无疑问的。 华尔街的公司也不例外。寻找一流人才是那些顶尖公司的头等要务。一流企业的基础必然依赖一流的人才。为了达到延揽人才的目的,企业的代价常常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私人企业没有任何义务进行交流和信息共享,反而相互保密。因为,大家是竞争对手,人才的竞争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也没有个人档案,主要文字记录就是简历。此外,还有商业化了的猎头公司的人事档案。聘请这些公司的成本当然很高。即便是有这样的猎头公司帮忙,用人公司也必须有自己的严格的审查程序。因为,猎头公司仅仅在乎自己的客户关系,这是他们的底线。除了这个底线,就完全是金钱关系了。 对于应聘人来讲,除了简历和那些社会公认的专业考试、证书外,应聘者的研究成果也、对雇主考察雇员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构成了应试人取得面试机会的基础。尽管如此,应聘者可能还是不够幸运,例如,本来一个满腹经纶的绝佳应聘者,有可能被一个不懂专业、只求外表和注重口才的人事部门的某个傻瓜给否决了。这样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所以,很多公司的面试往往是多次的,而且是综合性的面试。那些可能的应试者,必然要经过人事部门、业务部门、管理部门等的分别面试。必须经过层层筛选才能进入最后的阶段。 记得我受聘于布朗兄弟公司的时候,一共经历了4次面试。当然,布朗兄弟公司可能比较特殊一点。这是一家老牌、非常低调但很保守的华尔街公司。有人戏称这家公司是华尔街的老祖父。想想看1818年成立的公司,华尔街有几家?这种老公司当然就保守,很多保持了多年的东西,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在这四次面试当中,除了正常的会见人事和业务部门的各类人员以外,还包括了午饭考察,以及操守调查等等。 其中最特殊的面试,就是我的第四次面试。这个面试不是公司内部的,而是布朗兄弟公司委托外面一家侦探公司来做的。记得在第三次面试后,人事部门让我签了个字,必须同意最后一道面试程序,否则公司有权中止聘任。了解美国法律的人都知道,签字是公司为了保护自己、避免法律诉讼,且坚持自己特点所必须的。当然,能达到这一步,意味着公司基本上已经中意聘任了,这不过是最后的程序。否则,公司不愿意花钱请第三家来进行这种面试的。我第一次知道就业还要经过这样的特殊面试。 记得那天早晨,我从波士顿飞到纽约拉瓜蒂亚机场,乘船到了曼哈顿。很快找到了那个办公室。登记以后就在那里等待面试。所谓的面试其实就是犯罪记录的调查。面试者曾经是纽约警察局的大侦探之一。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开业了。他要调查的程序比较单纯,看看有没有犯罪记录,有没有吸毒历史,有没有坏的信用记录,在提供给公司的材料里有没有撒谎,等等。他的办公室里居然还有测谎仪。当然,轮到我后,还是蛮简单的。因为,我除了读书外,没有任何其他不良记录。他只问了我读了几年书,因为我读书的年头较多,还一时不知多少年,算了一下才告诉他。 但他那里的很多调查记录还是让我十分吃惊的。例如,他问我你曾经在美国按过一次指纹,在哪里,为了什么?他不提我都差点忘了。那是我申请另外一个金融公司的工作而要求留下指纹的。看来这指纹最好还是不要随便留的。另一个记录也让我吃惊,他告诉我某年某月,我欠一个医院3.25美元,一直没有付完。这个真的让我吃惊。因为,那明显的是医疗保险公司与医院在结算上出现了偏差。而且我压根对此一无所知。幸亏仅仅3个美金,否则,这个记录或许会影响到我个人的信用记录。当然,他笑一笑说,没关系啦,你过关啦,我会正式向公司推荐你的雇用资格。 当然,布朗兄弟公司的考察程序还包括了体检,和在餐桌文化考察等等。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 后来,我到奥本海默基金公司所经历的过程与布朗兄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奥本海默基金公司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当然注重新的方法。这家公司要求进公司的投资专业人员,必须参加一个考试(Caliper Test)。这是一个关于心理和个性的测验,不以测验知识水平为主,是测验人的个性和特点的。这个测验是由专门机构设计的。据说是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设计的测验。测验结果不仅帮助雇主判断这个人的个性,更能测出这个人的发展潜力和能够胜任工作的特点等。测验的结果会由专门的心理学家,经过分析写成正式的报告给雇主。雇主会根绝这个报告来决定是否录用这个人,以及了解这个人未来的升迁途径等等。 两个多小时的测验,都是些没有绝对答案的题目,有的很象脑筋急转弯。记得有些题目是分析一个人的特点的。例如,有个题很有趣,说你正在写一个重要报告,突然电话响了,同时,看到秘书在门口示意是否能进来和你讲问题。然后,要求你排列出接电话、让秘书进来和写报告的次序。当然,你排了次序以后,就会有矛盾的问题接下去。例如,你先接电话了,秘书走了,你是继续写报告等秘书自己再来,还是,讲完了电话就去找秘书,而暂时停下写报告,等等。回答问题的人在明处,出题的人在暗处,在回答后面问题以前,答题的人不一定知道每个环节要测验些什么东西。 总之,我的测验结果还算不错。结论说我适合独立思考、独当一面、敢于决策。幸好这些都是基金经理所应该具备的。当然,说我不适合同时接受超过两个以上的人领导,估计是我的个性吧。不过我也不在乎,如果那么多人都领导我,这样的位置想起来都头疼,正好不是我所需要的。还有很多其它的评语,记不太清了。 总之,这是我参加过的一个极特殊的考试。我很少听到我的其他朋友参加过这个考试,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看来这也是奥本海默基金公司的一个特殊聘雇程序吧。 转载自:铂程斋 心理测试很多大公司都用,确实蛮准的。比星相要准多了。哈哈 January 12 小额信贷的未来将财富与道德放在一起评说经常会演变成为一个危险的命题,这同样适用于评价小额信贷 鲍勃·安尼巴莱的“角落办公室”(corner office)坐落于伦敦少数几栋真正摩天大楼中的一栋,可谓高高在上。在这里,从一个窗口可以俯瞰泰晤士河与千年穹顶,从另一个窗口可以俯瞰格林尼治公园和皇家天文台。这是一处令人羡慕的所在,乃是花旗集团的高级债券风险经理所享受的待遇。但是,这也是安尼巴莱3年前弃之而去的工作,现在,他是花旗集团的“小额信贷全球主管”。 小额信贷是一种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和储蓄存款账户的系统,它似乎不太可能引起花旗集团的注意,而且多少有点讽刺意味。正是因为银行对于为穷人服务不感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小额信贷的先驱者们才发现了一个有待填补的市场空白。 最著名的小额信贷机构Grameen银行于1976年出现在孟加拉。在此之前,一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发现,从事手工艺制作的妇女们面对购买原材料的高成本借款感到非常吃力。乡村里的放债人收取高达每天10%的利息。以这样的利率水平,一分钱的债务在短短一年内就会膨胀到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规模。 所有的人都是企业家 尤努斯开始放贷了。在一开始,他对42个家庭各发放不到1美元的贷款,结果发现,穷人有能力把钱用来投资,使自己摆脱贫困,并以近乎完美的信用来偿还贷款。“所有的人都是企业家。”他宣称。 从星星之火开始,一场全球性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如今未偿还贷款总额可能有250亿美元,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约有1.25亿至1.5亿客户。它得到了联合国以及诺贝尔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前者宣布2005年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后者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和Grameen银行。 现在,跨国银行终于将小额信贷视为一个盈利机会了。“同事问我是否是放弃了商业角色。”2005年成为花旗集团第一位小额贷款总负责人的安尼巴莱说。 “我会说,不,我是在开始一个新的商业角色。”他计划通过向小额贷款放贷人提供技术、咨询和投资银行服务来为花旗集团赚钱。迄今为止,他的部门仍未受到今年市场动荡的影响。 花旗集团等公司并不是介入小额贷款的唯一商业类成员——这个领域曾一度属于纯粹的慈善事业。红杉资本——曾经投资谷歌、苹果和思科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大型印度银行SKS Microfinance投资了1100万美元的股份。Helios Capital等私人股本集团也有类似行动。eBay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2005年向塔夫茨大学捐赠1亿美元并约定,这笔捐款用来建立一个基金,该基金只能通过投资小额信贷来寻求回报。该基金负责人特赖凡·埃文斯最近预计,到今年年底这笔资金将全部投资完毕。 正在迅速失去纯真的行业 最令人惊讶和有争议的是,通过极其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那些小额信贷机构已从慈善机构转变为营利性企业。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墨西哥的Compartamos公司(意为“让我们共享”),该公司利用一笔600万美元的投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将自己发展成一个10亿美元级的公司,并且在迅速扩张的同时向借款人收取很高的利率。曾经属于理想主义运动的事业如今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一个正在迅速失去纯真的行业。 小额贷款的商业化在盈利鼓吹者和传统人士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有Compartamos的创始人卡洛斯·丹尼尔和卡洛斯·拉巴尔特,后者的代表则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尤努斯认为,Compartamos等小额贷款放贷人和他在1976年想要取代的放债人并无区别。在上述两派之间是占大多数的小额信贷从业人员,这些人渴望获得资本和商业知识,但担心竞争性市场力量可能无法帮助最贫穷的人。 商业化是一个让人摆脱贫困的巨大机会。尽管面临信用危机,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有能力存钱、借钱应急或购买资产、周转资金以及为自己购买保险,我们将这种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全世界有数十亿人缺乏这些基本的、改善生活的服务。当今的小额贷款行业仅为这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提供服务。很少有人相信,在仅凭自身发展,不采取更为商业化的模式情况下,小额信贷行业会足够快速地增长。 穷人是潜在的储蓄者 商业化将不仅仅能提供丰富的外国资金来源——尽管这很有可能——而且来自商业机构的专业知识或许能让小额贷款放贷机构除了简单的贷款之外还提供其他服务。如果贷款人可以吸收存款,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贷款资金筹资:许多穷人都是潜在的储蓄者,他们缺乏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放钱。但是,正如信贷危机已经表明的那样,吸收存款是一项困难的业务,即便是在富裕国家中也需要行政监管。因此,对于吸收存款的银行来说,商业性的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如今也是一个危险时刻。小额信贷是一种利用市场力量来为穷人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方式,但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利用捐赠资金或再投资的利润,再加上他们深入偏远村庄的分支机构,他们提供获得补贴的教育、医疗和商业建议。这里面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商业逻辑有可能因为让捐助者反感,或侵犯最佳客户的权利而威胁到这些受补贴服务。此外,也有这样的风险,那就是竞争失效使穷人支付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利率。 在现代小额信贷出现的500多年以前,意大利佩鲁贾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发展了他们的社会融资方法。他们会在危急时刻借钱给穷人,作为担保,他们将持有借钱者的一些重要物品,并收取保管费用,以支付其运营成本。这种做法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赞同并得到广泛仿效。僧侣称这种基金为“慈善基金”。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当铺。 其盈利的程度丰厚 Boulder小额信贷学会的拉里·里德讲述的这则警示故事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相关各方在如何应对小额信贷的商业化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 Compartamos去年4月份的首次公开募股触发了这场争论。Compartamos于1990年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但10年后转变成一个营利性公司,投资者包括“行动国际”(Acción International)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前者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部分资金,后者是世界银行下属的私营部门贷款机构。 (披露:我过去曾为国际金融公司工作)。 许多小额信贷行动都有一个营利架构,尤努斯的Grameen银行也是如此,而Compartamos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其盈利的丰厚程度。1998年和2000年间,其初始投资大约为600万美元,到了2007年它公开发行上市的时候,其总价值已经达到约15亿美元。这一估值的依据是其业务快速增长和高利率的做法。至于利率究竟有多高则并不太清楚——不光彩的是,小额贷款机构很少公布这类信息。但依附于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独立智囊机构“扶贫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估计,Compartamos收取的年利率不止100%,而且还是税后的。 放债人的目标 这看起来似乎就是高利贷,但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大多数小额贷款机构征收的利率会让信用卡公司都自愧不如——年率往往超过30%——因为小额、短期贷款的成本极其高昂:一笔50美元的贷款,借出的年利率超过50%,偿还期4个月,其产生的利息不到5美元。相比于贷款机构的经营费用,这个收费不算太高。然而,Compartamos的经营利润极其丰厚,完全可以在不影响扩张的前提下降低利率。但它选择了不这么做。 尤努斯对此的反应几乎赶上了教皇的“逐出教会令”。他发表声明说,Compartamos的公开招股令他“震惊不已”。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纪录片中,他描述了他对小额信贷包含利润动机的态度。“你们(以利润为重点的小额信贷从业人员)站在了放债人一方。由于你们的目标就是放债人的目标,你们的想法就是放债人的想法,所以我不想与你们为伍,我要与你们斗争。” Compartamos本身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最终在公开招股一年多后作出了反应,对其动机、信仰和使命进行了辩护。战斗的语言已经界定:都围绕着“使命感和动机”、“他们和我们”、“善与恶”这样的词汇展开。“尤努斯担心的是,他创下的传统——甚至还有小额信贷这个字眼——正在被歪曲、盗用。”纽约大学的一位小额信贷专家乔纳森·莫多克(Jonathan Morduch)说,“但其他人并不在意,也不应在意。 并非天生是神圣的 典当业并非天生就是罪孽深重的,小额贷款也并非天生就是神圣的。它对客户产生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惭愧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其效果怎样。目前只有两个规范的、有关小额信贷的成本效益分析,但对于小额信贷是否给捐赠款带来了收益(考虑到补贴因素),两个分析的结论出现了分歧。 对于没有人认真研究到底怎样才有效的现象,耶鲁大学的小额信贷经济学家迪安·卡兰感到沮丧。他还认为,尤努斯关于“放债人想法”的评论是无益的。 “我不在乎银行为何去做它们正在做的事情。”他说,“如果你想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但你做的事却不这样,那不是好事。如果你试图谋利,不关心人民,但不管怎样却使他们日子更好过了,那这就是好事。” 那么,你能通过给人们提供年利率百分之百的贷款来使他们摆脱贫困吗?卡兰正与达特茅斯学院的乔纳森·辛曼合作,进行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之一,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个不同寻常的试验 在2004年秋的南非,卡兰和辛曼说服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消费金融公司——我们称之为“ZaFinCo”——参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试验。一般来说, ZaFinCo几乎一半的借款人都会因为信用风险而被拒绝贷款申请。但在两个月中,ZaFinCo的信贷员被要求找出边际申请人——那些差一点就通过信贷审查的申请人。从这个近似客户群体中,计算机选出了其中将近一半,然后要求各分支机构的经理重新考虑他们的申请,多少给他们提供一些贷款。 这一程序效仿新药测试的方式,采用了随机试验。这些试验是评估的黄金标准:毕竟,在借款人与非借款人之间进行更典型的、非随机性比较的话,将无法判断借款人之所以表现良好乃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贷款,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有信心、愿意冒险、创业型的人。 卡兰和辛曼想知道增大获得信贷的机会可能创造怎样的价值。ZaFinCo不是一家天真的社会福利型企业,而是一家铁石心肠、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它对4个月期的贷款收取11.75%的月息,折合年率为200%,远远超过一般判断下Compartamos的利率标准。 尽管利率很高,但结果却很惊人。“我们本预计会看到一些好的和一些不好的效果。”卡兰解释说,他在试验参与者提出首次贷款申请的6至12个月后与他们进行了沟通。“但我们基本上只看到了好的效果。” 一个明智的投资? 最引人注目的是,试验“处理过的”这些借款人——也就是电脑要求给予第二次贷款机会的那些人——比试验对照组更容易保住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更有可能不下降到贫困线以下,也不太可能挨饿。所有这些结果记录之时,贷款都已经发放并且(通常)也已偿还,因此,此一试验衡量的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借钱消费问题。 这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年利率200%的贷款怎么会帮助人们远离贫困呢?一个答案是,大多数拿不到200%贷款的人将能够从非正式放债人那里获得300%、500%或1000%的贷款。更重要的是,这些贷款不是被用来开办企业的,而是用来帮助人们保持他们已经拥有的工作。如果一件漂亮的新衬衫或家庭轻便摩托车的零件是留住工作的必备之选,那么谁还会说,昂贵的贷款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 卡兰自己首先警告说,不要从一次单一试验中推断太多结论。“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将用来制定政策的最后一个结论。”他警告说,“你得重复多次试验。” 麻烦的是,重复试验至今仍未出现。对所有乐观看待小额信贷的人来说,我们对于小额信贷发生作用的时间和方式的不了解程度是惊人的。(ZaFinCo的试验只会鼓励乐观主义者的态度。) 妇女对贷款利用得最好 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在于非商业型小额信贷项目往往依赖于捐赠者的补贴。而虽然小额信贷在经济发展专家眼中具有良好的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肯定能获得这些补贴。不是每个人都深信,来自捐赠者的资金最好用来资助贷款而不是直接用来建一所小学等。更可信的评估将有助于保护应该得到保护的方案。 目前,有关小额信贷的坚定信念已经动摇了。“小组责任制度”——即一组借款人相互担保彼此的贷款——仍被很多人认为是Grameen银行低违约率背后的原因。但卡兰和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泽维尔·金在菲律宾进行的一项随机试验发现,“小组责任制度”阻止了新客户的加入,同时也未提高还款率。Grameen本身也在前一段时间悄悄放弃了这一做法。 另一个有关小额信贷的不可冒犯的说法是,妇女对贷款利用得最好。Grameen银行说,其借款人中97%是妇女。但包括世界银行的大卫·麦肯锡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斯里兰卡进行的另一个随机试验发现,男性借款人似乎获得了高得多的资金回报。和ZaFinCo研究一样,这只是在一个国家进行的一个试验。然而,它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鉴于在究竟什么样的项目真正有效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此之少,捐助者为小额信贷项目提供资金的行动还能持续多久呢? 小额贷款的麻烦 许多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依赖于捐助者的补贴来支付运营费用、降低利率或提供一系列的并行方案,通过乡村银行来运作,但也有一些机构使用来自最好客户的利润来交叉补贴其他业务。这些平行的方案的规模可能非常巨大。BRAC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额信贷机构,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它提供初级教育、流动图书馆、法律援助和医疗服务,所有服务的规模都很惊人。但面对商业竞争,这种方案的未来会怎样呢?交叉补贴在竞争型市场上也很少能持续下去: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将只会以更优惠的利率吸引最好的客户,这些客户往往借款金额最大,并且信用记录最好。银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麻烦的是,世界不能单靠商业运作来维持,因为它忽略了太多人。 ZaFinCo的客户是商业银行的理想客户:他们是城市居民,因此接触成本低廉;他们足够穷,所以需要贷款,但数量足够丰富,因此让贷款因规模大而有利可图。在埃塞俄比亚或苏丹的某位农民则完全不符合这些条件:他生活在偏远之地,接触成本高昂;他太穷了,他只能承受小额贷款。他被困在一个荒芜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没有那种ZaFinCo式贷款可以帮助保持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商业前景。仅仅一笔贷款不会让他鲤鱼跳龙门,进入企业家行列。然后还有贫民、残疾人、老人和孤儿。这些人不能偿还那种利率覆盖掉成本的贷款。他们需要大额补贴或直接捐款。“所有的人都是企业家。”穆罕默德·尤努斯说。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竞争才是最有效的 至少,商业化似乎可以帮助那些可以按照商业方式来得到服务的借款人。毕竟,如果200%年利率的贷款可帮助中等贫困的客户,那么只要市场扩大,很多事情就肯定都能行得通。可悲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ZaFinCo的研究并不是表明200%的贷款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而只是表明它们对申请该种贷款的人带来了好处而已。换句话说,ZaFinCo的借款人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好处。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利率较低的贷款才有帮助。当然,竞争应使这些利率水平下降,Compartamos最有力的辩解之一就是,它的成功已经吸引了竞争对手,正产生上述效果。相比于良好的意愿,健康的竞争才是消费者利益更好的保护者。 透明度是一个麻烦。当客户知道他们付出什么得到什么时,竞争才是最有效的,这也是过去40年中在美国银行被要求以一个标准格式披露其利率的原因。没有几家小额信贷机构也这么做,这一现象实在令人费解。“一个借款人在比较街道两边两个机构的贷款时,但她却无法知道哪个更廉价。”非营利性组织“小额贷款透明度”的创始人查克·沃特菲尔德抱怨说,“你也不能,没有人能。” 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收取“统一利率”,这意味着借款人支付按照初始贷款金额计算的利息,而不是按照随贷款逐步偿还而减少的余额来计算的利息。这种表面上很小的调整却几乎让实际利率翻倍。还有其他一些做法,其中每一项都提高了实际利率并混淆了人们的视线。 商业化的真正意义 这一切都不一定意味着贷款价格过高了,但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报告借贷成本的格式本身却是应予纠正的。这使借贷者很难比较不同放款人的产品,因此成了竞争的障碍。没有有效竞争的商业化帮不了任何人。 无论如何,将可持续、尽可能多地提供廉价贷款视为唯一目标的想法都是有误导作用的。这可能是源自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印象,后者总是强调“小额贷款”(microcredit),而不是“小额金融(microfinance)”。但需要金融的地方远比需要贷款的地方多:即使是Grameen银行现在也已经改变纯粹提供小额贷款的做法,转而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想想你所享受的金融服务吧。贷款肯定是有益的,但也许对你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存钱养老的能力。支票账户极大地降低了使用现金来支付各种账单的风险和麻烦。其次还有保险。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能力储蓄或为自己购买保险,那你将不得不依赖贷款来应急。 “有许多证据表明,穷人宁可存钱来积少成多,也不愿借入一大笔钱然后慢慢去还。”CGAP小额金融智库负责人伊丽莎白·菲尔德解释说,“但是,你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存钱场所的唯一方式就是:你拥有健全的、获政府授权的管理良好的机构。这就是商业化的真正意义。” 贫穷国家都是储蓄国 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开办存款业务,其中涉及的风险变得更高,挑战也更为复杂。各国政府几乎总是对接受存款机构强加各种严苛的规定,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想吧,如果秘鲁或巴基斯坦或尼日利亚的小额金融银行经理决定利用他的客户的存款来为他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那会出现怎样的情景?然而,各国政府,特别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政府,却并不擅长制定出轻度干涉的监管政策,让雏鸟一般的小额金融银行业展翅高飞。 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考虑持怀疑态度的监管机构、艰难的营商环境和微小的交易量)如果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为非常贫穷的人提供储蓄账户,它们将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但那正是人们认为商业化能提供的东西。大多数贫困家庭都是储户,或希望成为储户。许多贫穷国家都是储蓄国。要筹集小额贷款需要的资金,需要的就是一个为穷人服务的、成功的存款银行。 我们必须希望,未来的小额信贷,将让穷人也能享受我们身边的金融服务。对最贫穷的人来说,补贴仍是必要的,而且业界已经找不出借口来解释为何严谨的试验仍然如此罕见。但是,尤努斯和其他先行者已经表明,商业机构可以对许多穷人提供有利可图的服务。 要让这一构想成为更广泛的现实,那需要我们少一些相互指责,多去思考一下竞争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小额信贷业的问题正变得更像零售银行业在发达市场面临的问题:批发资本进入、保护消费者、保护存款、让竞争为客户服务。全球信贷危机提醒我们,这些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们是成功的征兆。 转载自:GE 债务的风投,呵呵。 穷人拿啥来抵押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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